唐朝时期的宫妇涉政，为什么会发生？
唐朝前期自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繁荣;加之唐朝开明与开放的政策，使妇女所受的压抑与束缚相对较轻，这为女子走出闺阁，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第一，自太宗以来，大唐文化远播四方，周边各族慕风向化，唐王朝则以容纳百川之气魄，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大融合，大大削弱了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法。李唐先世本属西北“胡化”很深的六镇集团，唐皇族是胡汉混杂血统，如唐高祖的母亲出自拓拔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的生母及其妻长孙皇后父母皆系鲜卑人，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
唐统一天下后，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朱熹曾批评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意。”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所谓“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来者不拒，兼收并蓄。许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甚至可以亲近接交，不拘礼节。
例如，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唐中宗在旁为之点筹。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食、戏闹，“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这说明当时风气的确开放，人们对男女交往不以为怪。第二，维护传统礼法的中原士族集团遭到打击，也冲击了儒家传统礼法道德。如以经学、礼学、婚官、门风为特征的山东土族，在隋末农民起义时遭到致命打击，到了唐代依然受到排斥和压抑。唐太宗兴科举，修《氏族志》，将山东大族崔氏列为第三等，使山东士族势力受到打击。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再次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完全打破了魏晋以来传统士族与庶族的界限，提高了庶族官员的地位，从而冲击了门阀士族所代表的传统礼法观念。
因而在唐前期，封建礼法随着中原士族集团的削弱受到很大的冲击，男女交往的界限比较淡化。如异性结识交往，不避嫌疑。崔濒《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首诗写了一位船家女和一个陌生人大大方方地打招呼、攀谈。《太平广记》卷二四二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天宝初年，肖颖士夜归某县，半路遇到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女子，请求同行。肖误以为是狐狸精，其实是位店家女，闹了一场误会。这也是一位年轻女子在外主动与男子交往的事例。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写了一位商妇在丈夫外出时半夜接待一群陌生男客上船，与他们同席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件。
洪迈在《容斋三笔·白公夜闻歌者》中对此议论说：“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有些唐代妇女还有“胡服骑射”的爱好和风气，喜欢穿上胡服戎装或女扮男装，矫健英武地跃马扬鞭，参加打球、射猎等活动。如杜甫在《哀江头》中所描写的“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第三，《唐律》中有关户婚的较为开明的政策，客观上也为妇女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如《唐律疏议》卷十四第190条疏：“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此条文规定夫妻感情不合，可以离异，从一定程度上维护并赋予了妇女一定的婚配权利。
《唐律》中也有妇女有权继承财产的条文，这都有利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第四，唐代君位继承的不稳定性，为宫妇涉政提供了契机。自西周以来，君位继承沿袭了嫡长子继承制。然而，唐前期并未严格按传统宗法制度继承皇位。如唐太宗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长兄而继承皇位的，唐高宗原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唐中宗原系唐高宗的第七子，唐睿宗是唐中宗的弟弟，唐玄宗为唐睿宗的第三子等等。
唐前期这种非嫡长子承袭皇位的状况，大大动摇了封建宗法制的神圣性，这对提高妇女地位也是有利的。如武则天以及后来的中宗朝韦后、上官昭容和安乐公主，睿宗朝太平公主，肃宗朝的张皇后都在皇位继承上大做文章，借机干预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