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推背图里的一句话应验在这个神秘的年份
作为公认的历史第一奇书，《推背图》融合了道教易经学、天文学、诗词、谜语、图画等元素，预言了从唐木运开始、至明火运世程近两千年，一直到社会共产共和的世界大同，即将发生在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不得不让人啧啧称奇。
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推背图》，其第三十四象的谶语是“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又有颂诗说：“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这神秘莫测的谶语，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在1856这个神秘的年份，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
对于中国而言，1856年真是纠结的一年。
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清朝文宗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摊开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制成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会很不愉快地在这片理应“莫非王土”的“天下”，寻得至少四个并行的年号：在北京和大半个中国，1856年是大清咸丰六年；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许多府县，这一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在广西浔州府，这一年是天地会大成国的洪德二年；而在遥远的滇西，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国是被清廷称作“发逆”的“乱臣贼子”，他们不但改了年号，还顺带改掉了整个历法，不再用大清用惯了的阴阳历，而是用一种“均匀圆满”，一年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的“天历”。无巧不巧，这两套“势不两立”的历法如今非但无可奈何地“两立”着，而且它们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时人之新正、今天我们所言之春节，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声中一岁除”，在这一天里，北京和南京（那时已被太平天国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暂且放下厮杀，同时过一个好年了。公私记载都显示，这一天，“清妖”（太平天国对清朝官兵的蔑称）与对手间，保持了难得的休战状态。也难怪，1856年的新正，也是“咸丰”和“太平天国”两个“正朔”间，唯一一次从同一天开始新的一年。不过这两个“正朔”的重叠也仅限于此，因为到了二月它们之间就会相差一天，三月差两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将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两朔并行，国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这一点，当年正月，连湖南安化农村一个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从小受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奕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当然，有一点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国的历法编得实在粗糙，他们的中秋节，月亮不过是挂在天边的一把梳子。
这一年的大半年过去了，许多人都以为，天京-镇江战役将是1856年中国大地上的头等大事，这场决战的胜负结果，是持续多年中国内战的“胜负手”，然而更重大的事件居然不旋踵便在同一年发生了。咸丰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接办江北大营军务的都统衔钦差大臣德兴阿、帮办翁同书向北京发出一份奏报，称据派驻天京观音门的总兵陈世忠禀称，八月廿五（公元1856年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廿六等日，“见有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口内漂流出江，内有结连捆缚及身穿黄褂者”，并称已经探明，天京城内发生内乱，“自相戕害”，杨秀清已被杀死，“各营具所报俱符”。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对杨秀清之死的公开报道。后来人们才知道，杨秀清死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元1856年9月2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深夜。如今人们把这件1856年中国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称为“天京事变”。
天京-镇江战役后，天京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此，各方记载出入很大。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涤浮道人《金陵续记》等都说杨秀清飞扬跋扈，使得忍无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设法除掉杨秀清。这些记载和李秀成的供词都认为，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惹来杀身之祸，但和其他几位不同，当时在句容、金坛前线的李秀成坚持认为，洪秀全本人没参与密谋，是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三人“大齐一心”合计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参与了杀杨密议但事发时远在湖北的石达开则称，杨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为激怒韦昌辉等人动手，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结果韦昌辉等人果然发作，把杨秀清杀了。
各家记载都说有“封万岁”的事，只是有杨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两个版本。而密议杀杨的版本则更多，有认为系洪秀全主使，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参与的，也有认为洪秀全或石达开未直接参与的。记载者既有当时人（如涤浮道人），也有被认为相当严谨的后来人（如李滨）；既有太平军方面的人，也有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作的外国人（如根据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口述而成并流传至今的3篇报道），但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杨秀清“性情高傲”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洪秀全百般压制，也是无争议的事实，但他是否逼封过“万岁”，目前的说法，其实都来自一个信息源——洪秀全。
唯一记载“逼封”日期的是李滨《中兴别记》，称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公元1856年8月22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逼封，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当天正式加封。但李滨自己的记载称，他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才13岁（其实应该是实岁12）。《中兴别记》出版于清朝灭亡前一年的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天京事变发生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只有两岁或三岁，很显然，他的记载不能作为一手资料。而其他记载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方面的说辞。只能说，杨秀清是否封万岁，是主动逼封还是洪秀全故意加封，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是否有密议，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议，有不同意见的是李秀成和石达开。但从韦昌辉、秦日纲几乎同时秘密回京，朝臣领袖陈承镕亲自接应，以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杨秀清竟然毫无防备等事实可以断定，洪秀全正是杀死杨秀清的主谋，没有他的调度，这些人就算有杀杨的胆子，也不敢互相串联，同时动作，更不可能如此成功地瞒天过海，在杨秀清眼皮底下磨好屠刀。
李秀成当时并没随秦日纲回天京，事发整个过程都不在场，他的说法显然是洪秀全的官方版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主谋毫不足奇。石达开否认存在密议，则有两个可能，要么他事先被排除在密议之外，要么他为了撇清自己，索性连密议也矢口否认了。顺便提一句，《天父圣旨》这部“杨秀清语录”最后一条，记录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公元1856年8月15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即杨秀清被杀前18天，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煷（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被发现后曾为许多人认真解读，或以为可以借此判断事件责任人，或认为是杨秀清打击、迫害秦陈二人的证据。但必须看到，这部“语录”是事变发生多年后，已为杨秀清平反、急欲掩盖此事的洪秀全亲自主持出版，这句“天话”与其说是杨秀清说的，毋宁说是“洪秀全希望杨秀清说的”，意在撇清天王自己而已。
如此一梳理，天京事变的脉络就很清楚了：被攘夺了权力的洪秀全对动辄借“天父下凡”威胁自己地位的杨秀清忍无可忍，表面继续推崇，暗中却与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可能还有石达开）等朝中大员密议，趁太平天国刚获得空前大捷、杨秀清志得意满放松警惕之际，利用陈承镕掌握城门钥匙的便利，悄悄将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及其心腹亲兵召回天京，用突袭的手段杀死了杨秀清全家和许多亲信。
据《金陵续记》称，是韦昌辉亲自指挥了突袭东王府的行动，当场被杀者包括东王父子、家丁二十七口、“伪王娘五十四口”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随后的记载虽然众说纷纭，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如“苦肉计”“鸿门宴”和东殿-北殿内战等，都未必属实。但太平天国骨干、重臣成批死于此役是确信无疑的。可以确认在事件中被杀的，包括补天侯李俊良、助天侯刘绍廷、翊天侯吉成子、扶天侯傅学贤、东殿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可能死于此事件的，还有前镇国侯卢贤拔等多人。《金陵省难纪略》称整个天京事变为韦昌辉等杀死的太平天国骨干超过2万，可能夸大，比如当时因杨秀清过于托大，派到各地带兵的杨姓国宗，有记载被杀的，仅有安庆的一例（主使者是洪秀全的近亲张潮爵）；而《金陵续记》称，有大批东殿出征将官被调回处死。但从史料中可知，不但东殿承宣黄文金、胡鼎文等关系较疏远的东殿部属安然无恙，和杨秀清关系密切的李寿晖、李寿春兄弟，甚至“民愤很大”的林锡保，都同样幸免于难，然而在京的大批东殿属官、朝臣及其家属遇害。刚到达个人成功巅峰的杨秀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于非命。
许多记载都表明，直接指挥围攻东王府的是秦日纲，打头阵的则是已革冬官副丞相职、时任北殿右廿承宣的许宗扬（有传闻称是他突入东殿并杀死了杨秀清本人）。许宗扬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清咸丰四年）曾受命与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北援“扫北”的林凤祥、李开芳部。援军在山东临清州溃败后曾、陈先后战死，只有许率众逃回，被杨秀清革职关入东牢，后释放、降职。他在天京事变中如此积极的表现，恐带有公报私仇的因素。
而接踵而至的历史事件即将表明，杨秀清被杀的刹那间，不仅是1856年最重要的一刻，也是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