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唯一真正的大一统

杨念群教授

解读盛世大一统下的个体存在

人物名片

杨念群，男，1964年1月生于北京，“新史学”派代表人物，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清史研究，最新代表作有《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何为康乾盛世？清朝士人的精神世界怎样？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走进贵阳国学大讲堂，解读“康乾盛世”形成的奥秘，以及“大一统”之下知识分子的个体存在。

讲座篇

刻着皇权烙印的康乾盛世与清朝士人精神世界

在讲座中，杨念群教授以“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为切入口，辨析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之间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康乾盛世”在政令、文化等各方面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但这一局面是以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为代价形成的，因而无处不深刻着皇权的烙印。

历史上唯一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盛世

在杨念群教授看来，“大一统”是历朝政治家潜心追求的目标，而以往政权都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至于原因，一是权力分配不够集中：朋党、外戚、宦官、权臣、地方割据政权不时威胁着皇权的统治地位。但清朝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做到了政令出于王者，完成了对疆域的广泛拓展和完整控制。

二是文化政策的不统一：尽管汉代就提倡“独尊儒术”，但儒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统治的政策，而是不断与其他思潮争夺文化统治权。更何况，很长时间内儒家作为一种主导的管理方式并未能够深入到民间。南宋年间，由于大儒朱熹的倡导，立庙、祭拜祖先的特权由皇家下移到民间，私人立庙、撰写族谱，设族长、族规的风气大盛，宗族势力在民间发展起来了。借助这一势力，儒家在宋明以后才逐渐深入到底层社会。清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扶持宗族势力的拓展，通过对宗族的控制完成了文化政策的统一。

历朝各种政治弊端基本得以避免的盛世

乾隆帝在70岁时曾写《古稀说》，宣称本朝避免了各朝难以避免的政治弊端，包括“强藩”、“外患”、“权臣”、“朋党”、“外戚”、“女宠”、“宦官”、“奸臣”。杨念群教授认为，除了晚年“和珅案”，乾隆的这个论断大致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秦汉以来的朝代，多是皇帝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共同治理国家，也就是“皇帝-宰相(丞相)制”。这一制度运行1500年后，被明太祖朱元璋给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制”，由一帮大臣共享相权。等到康熙时，他感到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知道真实的民情政风呢？于是，康熙开始让地方臣子打秘密小报告，内容除了当事臣子和皇帝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君臣之间你来我往，把事情都商量好了才交给内阁奏议、照办。这样，内阁的权力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管一些边边角角的小事，皇帝得以完全把控权力。这就是密折奏报制度。

随着“宰相-内阁制”向“密折-军机处”体制的转变，康乾盛世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猜疑心重的雍正为维护统治，还创造了一个机制：秘密立储制。生前写好接班人的圣旨，秘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又复写一件副本随身携带，群臣都不知道这事。雍正猝死后，亲信重臣找出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和匾额后的圣旨核对。这样，弘历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乾隆帝。

此外，清朝采取了“因俗而治”，即“一国多制”的边疆政策，还打破了“夷夏之辩”对少数民族歧视的传统价值观。既有效解决了边防问题，也最终取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传统士人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的盛世

满清以“夷族”入主中原，面临着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事实上，明朝遗民以各种方式反抗清王朝统治。杨念群教授举例说：在诗歌、书法、绘画上，经常以“残山剩水”的意境入画入诗，书法上故意少写一笔以示家破人亡。这意味着，清政府的合法性遭遇到掌握着“道统”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林的反抗。

杨念群说，为解决这一问题，康、雍、乾三朝采取了软硬两手。

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在历史写作、个人言论上有很多的禁忌，稍有不慎就因言获罪，《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都不能幸免。因此，很多士人不敢有个性化的表达，明代还有很多自述，心情，对道、义理的了解，到了清朝则变成了年谱，就是流水账。

软的一手：在皇帝亲自安排干预下，启动大型文化工程，将私人书写转换为国家工程，从而把对历史的判断标准集中到皇家手中。各种编纂工程启动后，官修书籍达170多种，最为著名的是《古籍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各种农书、医书、植物学等冷门学科的书籍也得以整理，史学和典章制度的编纂达到高峰。

在国家编书过程中，征书成了禁书的幌子，很多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历史文献被销毁；同时，鼓励窜改历史，以示政治正确；不停敦促地方上报禁书，从而培养了地方官僚控制舆论的嗅觉，地方官僚为迎合上意，甚至不惜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杨念群教授总介绍说，所有的文化工程，在清朝的框架下，都是政治的表达，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软硬两手这样一来，皇权意志渗透到士人的精神世界里，少有士人守护着“道统、良知、批判”的传统精神世界。

访谈篇

不可盲目捧盛世 学习做知识分子

记者：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盛世就是“花团锦簇”。

杨念群：盛世唯一被认同的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这样一个基本格局。事实上，盛世大一统对文化个性的摧残非常严重，自由发挥余地非常小，看看“康乾盛世”就知道了，不可盲目的捧盛世。

记者：现在人们看历史，多是从“厚黑学”的使用角度来看的吧。

杨念群：这就是个悲剧，曾国藩变成“厚黑”的鼻祖。历史要马上被用，这是有害的。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这样想。而真正做历史很清苦，太累了，不赚钱，不实用，也不受待见。我曾被学生问历史有什么用，问多了也就火了，历史是没有用的，是无用之用，如果你要学马上就用，那就别来学了。什么是“无用之用”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一个世界上真正崛起必须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气质。在世界上，人家真正尊重的是你骨子里的文明。所以历史无用，但历史得有人守着。

记者：历史学者不受待见，总被人认为是在影射历史。所以您曾说过“21世纪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

杨念群：影射历史没什么坏处，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所以我有一次在北京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我就说我要学做知识分子，而不是学做满天飞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那很多都是明星秀场，那我就得旅行一些基本职责，比如说影射历史就是学做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个步骤，或者其中的一个表达。

速写篇

杨念群：史学界“另类”之人

杨先生才47岁，梁启超的曾外孙、杨度的曾孙，按照他的说法算是出身半个世家，“小时候家附近住着很多著名学者，后面的邻居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史家、‘哈佛三杰之一的任华先生。我们两家是世交，我没事就去任先生的书房随意窜进窜出，随手翻书。”他现在都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脑子里的这根筋就往人文历史这方向走。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多岁杨念群便年少成名，在目前所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里，大家索性叫他“杨少”、“杨公子”。

就是这个身受正统教育的的“杨少”，却有着“要将野狐禅的路子走到底”的世家子弟劲：少有历史学家像他这样重视文本写作的文学性，还用小说的手法写学术著作，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整个历史的变化，认为历史需要一种感觉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在骂我另类，说我是非主流啊，史料不扎实啊，玩概念啊，就知道搬弄西方的东西呀。攻击我的人之多，简直就是万箭穿心哪。”

“我身上有一点优雅，有点叛逆；有点玩世不恭，有一点认真。这些你必须糅合在一起，太玩世不恭了就变成了纨绔子弟。太认真又太拙了，没灵气。所以人是很怪的。我呢，自称是史学界的‘魔教中人，招式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魔教剑法，不是名门正派，但威力同样很大。”可见，我们在贵阳国学大讲堂上中规中矩的杨念群，真是难得一见。

“我性格张扬，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低调。我永远知道自己的许文存在漏洞，套用的痕迹还有，文体叙述还不够优美，史料整合方法运用还不够。所以，在大的学术问题上，我要做的是恪守本分，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为此，就犯不着为一些事张扬了。我可是交过不少‘学费才明白这一点的。”本来很认真讲这话的“杨少”舌头一滑又侃起来了，神情像个小孩。

“我是娃娃脸，光看我的脸，看不出年龄。”他说自己的心态就像自己的脸一样不显老，所以，每天晚上什么事都不干，就看电视剧，综艺节目，再烂的也看，“但我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男女之间的价值观，包括历史观，甚至制作方的用心是什么，底线在哪儿。时代精神就是从这些地方感受出来的，不看行吗？史学不得非是长袍马褂的。”

鉴于此，有人建议杨念群干脆把头发全部染黑，以显得更年轻。他不干，“就是染也要全部染成白色”，给出的理由是：“历史是一门老年人的学科，岁数越大对历史的体味越深。我20岁、30岁写不出我中年以后对现实的感受与体验。中年以后，心灵的磨砺多了，就觉得历史最根本的就是对人性的把握，那么我就敢于对人的内心人性最深层的东西进行发掘。当然，对人性的理解一定要回到制度结构上来，形成心灵与结构的对话关系，否则就跟文学没有差别了。”此刻的杨念群，同时是一头黑发的“杨少”，和一头白发的“杨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