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与豪放并存”的宋词
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激烈。内部力量的虚弱，使对外战争连遭败绩，宋廷只能以巨额的银绢“岁贡”向辽与西夏求和，这一沉重负担，加上“冗官”、“冗费”的种种开支，当然都是取之于民，受苦最深的就是农民。饥寒交迫的农民铤而走险，起义反抗，于是宋廷又以“守内虚外”的政策加以防范压制，“冗兵”的费用仍然取之于农民。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变法运动迭起，革新派同保守派以及其他各种斗争长期不断，整个社会充满了深刻的危机。
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宋词中能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并不少。另一方面，宋词也在表现情感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宋初统治者尚能重用文人，文人待遇优厚，但仁宗、神宗朝，党争不断，不少诗人遭受打击、贬谪和迫害，不能不使他们的作品带着忧郁愤慨的色彩；仕途风波、党祸和文字狱的酷烈，又使一些诗人潜心佛道，无奈的旷达与内心的悲观相杂揉，往往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
北宋政权的对外屈服妥协政策，使自己深陷积弱的境地。靖康之难，汴京沦陷，二帝被掳，北方长期沦入女真政权之手。高宗南渡之后，不图恢复失地，但求偏安一隅。北方沦陷区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南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主战派也力主抗金北伐。在这样的形势下，爱国诗人们写出了许多忧国伤时，力主抗敌御侮、系念失地的优秀诗词，形成了南宋词坛的主流。南宋政权覆亡前后的那些无比沉痛的作品，则是这一爱国主义潮流的余音。
词兴于唐，繁衍于五代，大盛于两宋。北宋时代，虽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很尖锐，但相对说来，局势尚较稳定，农业有所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市民对文艺的需求日增，歌词创作随之兴盛。北宋最高统治者对臣僚采取厚俸政策，对文臣待遇尤为优厚，他们仕途得意之时，往往征歌选舞，不少歌词成为他们娱宾遣兴的工具。
由于词被视作“呈艺”、“侑觞”之具，因而早期北宋文人的词有不少内容是反映个人享乐生活、流连光景、感伤时序，或写都市的繁盛等。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多承晚唐五代词风，善于即景抒情，颇饶韵致。柳永失意无聊，留连坊曲，善学民间语言和音乐，对长调颇多创制，并善写市民生活。秦观与周邦彦在结构、语言、手法和音律上进一步提高，将北宋文人词推向艺术的高峰。北宋词坛主要由苏轼以其创作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指出向上一路，开始革新词风。
当金兵南侵、汴京城破，皇帝、宗室被掳，后妃相从北辕，繁华凋零、百官星散之后，词坛随时代而剧变，出现了大批反映感怀故国和抗战杀敌之作，分别以李清照、张元斡和张孝祥为代表。此后，辛弃疾继承了苏轼对词的革新精神，抚时感事，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体现出积极救世的精神风貌。
但由于南宋执政者多奉苟安政策，志士请缨无路，于是词中多写北方沦陷的悲恸，对统治集团表示失望和谴责，在感慨自身境遇的同时，亦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而由于经过南宋初期的几次战争后，金政权受制于内部矛盾，无力南侵，南宋统治者也无意北伐，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达官贵人又多醉心于湖山游赏，歌舞流连，上下成风。吟风弄月、饮酒赏花又成为词作的主要内容，精究声律、分韵酬酢随之成为风尚。当元兵灭金后，乘胜南下，攻破杭州，击败了抗元武装之时，爱国词人发出了悲愤的歌唱，宋政权覆灭后，南宋遗民的词作更唱出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悲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