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晚唐史》第四篇 长庆元年春_第十章 青云得路
——唐代科举之弊
制度被社会如此重视，自然有它的原由。也许，事情应该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候，四百年的汉朝气数已尽。社稷犹如一只脆弱易碎的玉斝，突然间被无数只强劲的手高高举起，狠狠地掼碎在尘土覆盖的大地上。这样那样千疮百孔的权威，摇摇欲坠地维持了很久。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或真或假的脉脉温情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暴力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逻辑。道德、律法都让位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无疑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苍茫大地上站起来的英雄们手握三尺青锋、麾下十万铁骑，梦想在汉王朝废墟上，重建不朽的宫阙。无论是被许邵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还是被曹操推崇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刘备，抑或辛弃疾激赏的江东碧眼儿孙权，都没有能一统海内。司马氏的三分归一，也不过是昨夜偶然开放的昙花。几十年后，天下就在五胡乱华的烟尘中又一次分崩离析。
无论这些铁血人物有着怎样让人叹为观止的谋略，有让人膜拜的坚硬如铁的生命意志，他们终究有一天要皈依尘土。铜雀台的秋风中，隐约传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吟唱。老迈的英雄埋进阴暗的墓穴，你死我活的争夺却还在阳光下继续。死去的英雄未必能有同样是英雄的后裔。不是谁都能用有力的手，紧紧掐住命运的咽喉。被英雄们强行压服的各种力量纷纷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为生存空间和最高权力又一次去战斗。
天上星移斗转，天下一夜一兴亡。正如《左传》所说的，多少王朝和人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仰望历史的苍穹，数不清的短命王朝纷纭如流星经天，在人们的视野里一闪而过。曾照亮汉家宫阙的一弯残月，依旧冷冷地照着支离破碎的天下。天幕下恒久地明亮的，是所谓门阀高第：弘农杨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
彻底摧毁汉家天下的大动荡却没有能摧毁士族门阀，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中，具备高度组织性和凝聚力的士族才有能力生存下来，并通过保存和研习典籍传承文明的火和光。即使是依靠地方豪强起家的曹魏也不得不正视士族的能量。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将汉代就已经流行的乡闾评议定型为九品官人法。各州的中正官依据家世、道德、才能这三个标准，将人物分为九品，授予相应官职。由于品评人物的中正官均来自士族门阀，在他们眼中，只有门阀子弟才是天生的大人物。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慢慢形成。
逐鹿中原的龙争虎斗，无论花落谁家，胜利者都只能选择与出身士族阀阅的官僚士大夫分享权力。每一次较量的目的，都是为了取代他人，继续与士族构建同样模式的政府，没有任何新的意义。三百多年来，谁家兴废谁成败，都没有撼动过士族门阀。以闻喜裴家为例，裴宪是后赵的司徒、裴开在前燕任太常卿、裴谨任前秦大鸿胪，而裴徽的子孙在西凉为官。同样，博陵崔氏第二房是北周最显赫的家族，而第三房的崔暹却是北齐高欢的重臣……战场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帝王们孤独地坐在高处，却明显感到他们控制政治进程的手段远较门阀士族来得单调，单调得几乎只剩下暴力。
暴力，也许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洗去征尘的帝王们沉湎于日趋精致的生活，越来越不愿意频繁地使用暴力，更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杀死过清河崔家的崔浩，尔朱天光对弘农杨氏的杨椿、杨津兄弟举起了屠刀。可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于清河崔家、弘农杨氏，或者地位相当的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叫人不安的力量。
终于有一天，在无节制的放浪和无休止的残杀中，南朝的士族门阀走向“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的幻灭，而主宰未来的北朝却呈现出了另一种狞厉、粗糙，但生机勃勃的风貌。从废除九品官人法开始，隋唐的天子们决心改变这种现状。特别是武则天当国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他们包括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也包括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胡人，他们是帝国的外部无产者。
但是，安禄山带领着胡人的冀马燕犀踏破了大唐的盛世景象时，阉人和胡人却借着王朝衰弱趋势，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褫夺了许多属于帝王的权力，使长安的权威摇摇欲坠。那么出路何在呢？
科举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骤然凸显。朝廷试图起用寒门士子来制衡士族高门的势力，建立一个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在放榜之日来到端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扬扬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元白诗笺证稿》归纳道：“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李治）之时，成于玄宗（李隆基）之代，而极于德宗（李适）之世。”科举制使士族豪门的子弟“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现象成为明日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门阀的文化垄断。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科举取士都动摇了门阀政治。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月灯打球、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眼球。
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五十中进士，还算年轻。可见中举之难了。那些被誉称为“白衣公卿”的举子中，许多人在考场中蹉跎一生，无怨无悔。诗人孟郊苦熬到四十七岁才高中进士。欣喜若狂的他挥毫写下一首诗，来记叙心中的得意：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摭言》更是形容士子们：“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人们才会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世人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早在武则天（武曌）时，宰相薛元超就曾遗憾地说，自己富贵过人，平生却有三个遗憾：不曾娶海内最显赫的五姓之女为妻，不曾主持修撰国史，还有一个就是不曾进士擢第。安史之乱后，这种看法更是深入人心。
但是，科举制度给寒门士子创造的机会远不像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唐朝科举的卷子不糊名、不誊录。试卷出自谁人之手，主考官一目了然。在决定举子的去取高下时，他不仅看卷面诗文，也会考虑举子的声望与文名。贞元七年某个月夜，举子尹极在寓所接待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访客。微服私访的杜黄裳毫不隐讳自己就是今科主考。他直切主题，告诉尹极，自己非常欣赏他，也希望他能推荐几名才学出众的举子。还没有入闱，尹极和他推荐的人金榜题名已成定局，卷面文字不过聊为参考。
像杜黄裳这样亲身察访求贤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数时候，主考官的判断会受权贵、名流的左右。这些人的推荐是谓“通榜”。譬如韩愈，他推荐的举子当时人称“韩门弟子”。入闱的时候，主考官的怀中已经揣着一份长长的名单。每一个名字边上都用蝇头小楷密密地注明举子的才名、德望，还有他们背后的推荐人。
在京兆府试前，少年王维请岐王推荐自己。可岐王告诉他：玉真公主已推荐了另一个举子张九皋。眼见王维一脸失落，心有不忍的岐王沉吟片刻，在他耳畔叮嘱数句。王维会意地点了点头，欣然离去。五日后，王维把一袭青衿换做乐工的素衣小帽，捧着琵琶，随岐王登门谒见公主。宴席之上，“巫山夜雨弦中起，湘水清波指下生”。那一曲新谱的《郁轮袍》，感染了满座高朋。见玉真公主沉迷于曼妙的音乐，岐王凑上前低声说：王维有比琵琶声更美丽的辞章。这时候，王维已伶俐地掏出藏在怀中的诗篇，呈了上去。读过几首后，公主面露惊讶之色，告诉岐王：这是她儿子和张九皋这些少年经常诵读的呀。人们还以为如此雅致的文字一定出自古人手笔。王维玉树临风般的姿仪与潇洒谈吐，已吸引了宴会上所有人的目光。岐王见机，立刻将话题转到今年京兆的考试上。玉真公主转头问王维是否入闱。这时候，岐王才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公主举荐张九皋一事。玉真公主笑着对王维说：自己会为他尽力。
玉轸朱弦，为王维换来了那年的解头。
诗人杜牧入闱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骑着瘸驴赴他摆下的宴席。见崔郾出门来迎，他迫不及待地高声朗读起杜牧的《阿房宫赋》。崔郾听后也忍不住击节赞叹。吴武陵立刻请求他选杜牧为状元。崔郾也直言相告，状元早已花落别家。吴武陵只好退而求其次——就第三名吧。没曾想崔郾还是为难地摇了摇头。那就第五名！没等崔郾回答，吴武陵很坚决地说：如果还不行，就把这篇赋还我。崔郾连忙点头应允。一回到宴席上，他立即高兴地宣布，刚才吴太学帮自己选杜牧为今科第五名。对杜牧的放荡不羁，在座宾客不无微词。但崔郾也很诚恳地说，既然答应了吴武陵，就算杜牧是个屠狗之人也不能更改了。还好，杜牧总算不是屠狗之人。
为了像王维、杜牧这样得到推荐，举子们便把自己平时得意的诗文编辑、誊清为卷轴，投献给当时的权贵、名流。这种风尚就叫做“行卷”。一次不够，隔日再投，称为“温卷”。白居易以《赋得古草原送别》向当时的名士顾况行卷。顾况笑着打趣眼前这个只有十六岁的书生：“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可当他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已不禁倾倒，赞叹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卢储的行卷就更是一个浪漫故事了。他向尚书李翱投赠诗文时，正逢主人外出。李翱年方及笄的爱女从案几上捡起卢储的卷轴。细细诵读后，小姐断言卢储一定会是状元郎。这话恰好被回来的李翱听见了。数日后，他就托人向卢储提亲。一卷诗歌成就了一门姻缘。来年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卢储的洞房花烛夜。这位新状元（又称“状头”）兼新郎官的才子乘兴写下了一首催妆诗：
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
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时入晚唐，行卷之风已盛行长安。杜牧行卷时编了一卷诗，共一百五十篇；皮日休行卷时编了《皮子文薮》十卷，二百篇；《唐摭言》记载，举子薛保逊行卷的时候所编的卷轴粗大无比，号称“金刚杵”。每到春闱前，公卿门前的举子如过江之鲫。他们送来的卷轴多数都没有能送到主人的案几上。看门的老媪用写满锦绣文章的卷轴代替守夜时用的脂烛，照亮了一个个漆黑的夜晚。
谁的卷轴能放到公卿名士的案头呢？当然是门第显赫的士族子弟。透过刚才提到的几个故事浪漫的情节，我们看见了一点儿都不浪漫的本质：王维出身于号称银质金饰的太原王氏，杜牧的祖父杜佑是声名显赫的元老重臣，卢储是海内“四姓”之一的范阳卢氏子弟，而他的岳父李翱更出于唐朝门第第一的陇西李氏……没有这些市侩的前提，故事又何以能演绎得如此美丽？
卢储的故事只是偶然开放在明净月色里的昙花。寒门举子的落寞背影却总在明月照不到的地方。正如《旧唐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这种对人不对文章的做法将举子的先赋身份作为擢拔人才的尺度，多少还残留着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在科举考试的形式下，高第士族重新赢得了政治优势。考试成了他们又一条青云之路。文化底蕴深厚、人脉深厚的士族，如荥阳郑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的子弟纷纷入闱应试，为自己博取进士功名。重视科举的晚唐，来自士族的宰相反而比过去一百多年都要多。科举选拔和门阀政治，这两种冰炭对峙的观念竟然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分歧，为士族高门的子弟迎来了最后的东风。但是，在许多看似美丽的故事中，科举制度失落了其本应具备的意义，直接滑向荒诞……
长庆元年春，我们也会拈起几个门阀，来说一段“满地落花红几片”的暮春故事。
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又默许人们用行卷、通榜等方式来干预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士族政治借科举之尸还魂，也背离了设立科举制度时削弱门阀政治的初衷。正因为这种深层矛盾的存在，行卷、通榜在唐朝一直是朝野认可的一种时尚，却没有合法化。我们姑且称之为“隐性规则”。这种行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派系和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这个隐性规则。他们既可以宣称行卷、通榜是惯例，堂而皇之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可以将行卷、通榜斥为牟私，打击自己的政敌。
这还只是科举制度与党争的第一重关系。我们必须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寒门士子也很快地在科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考官）——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登科的举子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伦理，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这种后天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络弥补了个人先天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士族式的政治根基。明朝人沈德符就说过：“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
相传，宰相崔群有一日偷得片刻清闲，与夫人闲谈家事。丈夫与皇甫镈的矛盾，崔夫人也略有耳闻。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她试着劝相公趁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时候，及时为子孙置些田产。崔群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置下了三十处膏腴的庄田了。
听了这话，崔夫人一脸困惑。求田问舍这样的事情，自己身为主妇，怎么会茫然无所知？
崔群莞尔一笑，解释道：前年春，自己入闱主考，取中了三十名进士呀。
崔夫人会意地笑了——在唐朝人眼中，门生是座主最重要的政治财富。三十名门生，就是福荫子孙的三十处膏腴良田。在波澜翻覆的长安官场，门生与座主的关系，就像考官崔沆取中门生崔瀣时人们所嘲笑的那样：“座主门生，沆瀣一气。”崔沆与崔瀣究竟是沆瀣一气，还是名字巧合，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座主、门生互为奥援，从中唐到晚清史不绝书。就是在科举制度消亡百年后的今天，也还影影绰绰，似隐还显。
同年登科的进士间也是党同伐异。贞元七年的进士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还有贞元二十一年的进士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都以同年的身份结成朋党，在各自时代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玉尺量才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文职官僚内部派系的形成。
你看那“日暮东风春草绿”，长庆元年的贡举不觉已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