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期儒家仁政带来民族大融合

盛唐时期长安西市街景

汉代形成的大汉儒家文化，在唐代渐趋成熟。成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大一统的巩固，无疑是功在千秋，荫及后世。

唐太宗李世民缔造了贞观盛世，同时也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记录他与大臣政事对话的《贞观政要》一书中，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爱之如一”的思想，无疑成了民族大融合的凝固剂。加上唐太宗羁縻州府政策的推行，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团结和巩固。

盛唐的民族大融合，首先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朝廷官至宰相兼淮南节度使的杜佑，写了一本典制体史书《通典》，广泛、生动地反映了民族观念在过去以及当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在制度上的延续性作了如实的记载。杜佑对“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作了一番比较后，提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据此，他得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的卓识。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发展的不同状况时，杜佑提出，地理位置的“偏”与“正”，及其“气”的差异导致了这种情况：“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狭，则多仍旧。”这说明不同民族在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并进一步得出“上古之时‘中华与‘夷狄本是一家”的结论。

杜佑《通典》提出“中华与夷狄同”，“本是一家”，说明“中华”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既然华夏族与夷狄在上古时期没有差别，只是因为物质条件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在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那么，只要物质条件许可，“夷狄”也可以“生圣哲”“革旧风”，这一理论是从唐太宗的民族融合实践中得出来的。唐太宗重用蕃臣蕃将是出了名的，甚至禁军中也用蕃卒。此后唐代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为西域少数民族（所谓异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人，时人有“近日中书，尽是蕃人”之说。

在唐太宗贞观时代，就解决了民族融合的理论问题，此后便出现了大唐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融合的鼎盛局面。所谓盛唐文化，源于贞观，而以玄宗朝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宪朝，空间分布涵盖贞观至元和十五年（627～820）将近两个世纪。玄宗开元天宝间（713～755），为历代史家所称颂的文化“盛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超过前期，政治上实行较开明的统治，而且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也都表现出诸多史无前例的高峰。如诗歌，有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壮志酬国的边塞诗，以及王维等融于自然的田园山水诗，合奏出唐代的最强音，此后绵延千古，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食粮。当时以西安、洛阳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文化光芒，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态变迁的时代特征，又有继承古老的传统以通变求新意的民族特质。历史地理学的发达，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代表民间文化的传奇、变文、俗讲百戏，以及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音符。唐代是佛教文化渐趋融入并中国化的重要年代，也是唐人对古今中外各种学问大加总结提炼的时期，大量综合性着述的出现反映了唐人总体智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唐代的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同样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长安已成为国际的大都会，不同区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等纷纷涌来，在长安这个中心舞台上表演展现。波斯的歌舞，胡人的乐器，“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驰使，绝不介怀。”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唐人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予以再现和创造。玄宗朝，由于前代的积累和玄宗本人的爱好，音乐、舞蹈格外发达。广泛吸收各族乐曲和乐器，并设左、右教坊和梨园，掌乐舞之事。当时乐师有一万余人，民间艺人更多。从《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等舞蹈所表现的内容，可以看出盛唐安定祥和的气氛，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至于盛唐的书画艺术，“亦一变陈、隋、初唐细润之风尚，以成雄浑正大之盛唐风格，而见空前之伟观。”玄宗本人擅画墨竹，也为一时之胜。盛唐绘画中的佛教绘画，脱去外来影响，渐具民族风格，以“吴带当风”为其代表，偏重写实，向风俗画发展。被当时誉为“画圣”的吴道子、阎立本的人物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大书法家颜真卿、褚遂良、张旭的书法，影响直达今天。

由于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也由于科举制盛行而带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仕进愿望十分强烈，唐人的心理状态、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表现在盛唐知识分子都把帝国的命运同自身的前途视为一体，普遍地眷恋世俗生活。《太平广记》中有关李林甫不愿放弃富贵享受去学仙道，秀才李俊二十余年科举失利仍不肯放弃仕途追求，就是对唐风的生动写照。《太平广记》及唐人各种笔记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唐代文人和一般百姓世俗生活的各种场面：如嗜酒豪饮、挟妓歌吟、郊游远行、蹴鞠下棋、占卜相面、品茗赏花、斗鸡走马、杂耍百戏等不胜枚举。

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以它特有的开放风气着称。在那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太平盛世，社会比较富裕，人们普遍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而唐代的民族大融合，也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等文化习俗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禁忌少，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主要表现在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比较常见，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尤其在唐室公主的婚姻上反映最为典型：唐嫡亲公主211人，代宗以前99人，其中三嫁者4人，再嫁者23人，占1/4多。

盛唐文化的发展，同封建政治经济在唐中叶的变化同频共振，创造了封建时代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高峰。唐朝作为东方文化中心，深深影响着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如当时日本、朝鲜的学校教育，从课程到考试内容和教材，都与唐代相同。日本当代史学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书中颇为中肯地写道：“唐代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了世界文化。”

这种具有“世界文化”意义的由民族融合带来的盛唐文化繁荣，使汉代形成的儒文化，在唐代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渐趋成熟。成熟的儒文化对中国大一统的巩固，无疑功在千秋，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