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为什么如此短暂？一代王朝的倏起忽落

隋朝自隋文帝杨坚581年创立，到隋炀帝617年亡国，虽然杨广后还有恭帝（617.11-618.5）、秦王浩（618.3-618.9）、皇泰帝（618.5-619.4）在位，但他们都是傀儡皇帝，且在位时间极短，故在此不被列入隋朝的年限。曾经一度海内一统，繁荣昌盛的隋朝，为何“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原因何在？

魏征在探究隋朝灭亡之因时，归纳出了一系列“身亡国灭”的沉痛教训：第一：依恃富强的国力，野心膨胀，好大喜功，丢掉了“无为而治”的根本。第二：为人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一意孤行。第三：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纵情享乐，忘掉朴素节俭的作风，导致全国风气败坏。第四：不行仁政，而推广法治；不施德政，而重刑罚。第五：赏罚极为不公，升黜极为不当。第六：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从而加重人民的徭役租赋负担，导致天下大乱，人不堪命。第七：君臣相蒙，上下相欺，导致政治机器运转失灵，国家政务陷入瘫痪。第八：不重民，不爱民，而把人民当犬马，当敌人，最后导致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第九：行幸无度，放弃关中战略要地，远游扬州，最后死于叛军之手。第十：崇佛道，轻教化之风、矫情施诈之风、请托贿赂之风、奢侈逸乐之风、投机盈利之风、人情滥赏之风、大兴土木工程之风、靡乱无耻之风，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成为瓦解其政治经济体制的腐蚀剂。

魏征的矛头直接指向隋炀帝自身，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在封建帝制下，王朝的兴亡，应该由君主负主要责任。但客观地来说，在炀帝统治的前半期，至少到大业十年（614），虽然时间很短，但也出现了隋代最繁荣的时期。这说明，炀帝并非治国无能之辈，除了三征高丽的不明智之觉外，隋炀帝其他的政策和举动也并不是出于奢侈荒淫的本性，而是有着极高的政治远见和战略意图的，并且也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建造宫殿则也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号称世界第一城的大兴城也是杨坚的杰作；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所以在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认为：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真正让隋朝走向灭亡的，不是皇帝的能力有限，而是皇帝的性格，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国家命运的帝王的性格对王朝的兴衰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面对父母后清教徒式的生活，近乎变态的嫉妒和近乎畸形的氛围，乖巧的杨广学会了察颜观色，“弥自矫饰”，投父母所好，取悦于人。正如胡戟先生所言：“他是一个在非常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非常人才。”炀帝和南朝的几个亡国之君不同，并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开皇元年（581）13岁即出镇并州，封晋王，《隋书》本纪称其'沉深严重'，辅导他的又是以刚毅着称的王韶、李彻。后来历经戎马，建功立业，即位后又“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可见他的性格中具有进取奋发的一面。同时，久被压抑的精神和物质欲望及至即位后乃无限扩张，又溺于享乐无度而不能自拔。这一点，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可见一斑，既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这样的雅音，也有《四时白纻歌》一类的郑声。而少年发达，功名事业易如反掌的顺境，“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一旦身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以杨广日后的悲剧情结，也是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另外，封建帝王万乘之尊、独一无二的王者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唯我独尊、刚愎自用。这一通病在炀帝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也最为典型。杨广笃学博识，多才多艺，智能超群，显赫的出身地位，杰出的文治武功，成了他自负和高傲的资本。史载：“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常谓侍臣日：‘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他自负才高无伦，从来不听大臣的良言相劝，对于忠谏的大臣一律杀掉。正直有才干的大臣被排斥一空，当时在朝廷之中剩下的多数阿谀逢迎的无能宵小之辈。对于文人名士，隋炀帝心怀嫉妒。大臣薛道衡被赐死后，他恨恨而言：“还能作‘空梁落燕泥的诗句吗？”王胄被杀，炀帝又背诵这位大臣的佳句，并阴狠地嘲弄：“‘芳草无人随意绿，王胄再也作不了吧。”隋炀帝外表威严持重，内心却充满狠毒与猜忌。居然还公开对大臣宣称过：“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这是明显的近小人远君子的亡国之言，于是乎，司马光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忠于职守，不是裴矩性格有改变。君主不愿臣下提缺点，则忠臣化为佞臣；君主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变化为直言忠臣。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是影随。根子还在君主身上啊！”

杨广的身上融合了高超能力加卑劣人品的典型，一方面是高瞻远瞩、雷厉风行、一往无前，另一方面是随心所欲、急功近利与妄自尊大。这些集中体现在大业八、九、十年，炀帝连续三征高丽，这是他人生、事业的转折点，也是隋王朝从极盛急剧转向乱亡的转折点。首征高丽以隋军的惨败而告终，不可一世的炀帝遭受了他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失败，自尊自大的他当然不会从自身方面去寻找失败的原因，认真总结其惨败的教训，而是将责任推给各个将领，盛怒之下他严惩了宇文述等几名带军不利的将领。这次失利，也使炀帝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帝自八年以后，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其根本原因不是农民起义，那时尚处在初发阶段，其人数并不多，规模影响也并不大，而且一向自命不凡的炀帝对于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是非常藐视的。而是征战高丽的惨败，他在众目暌暌之下蒙受的奇耻大辱，充满自信和狂傲的心受到的致命打击，失去理智的炀帝此时根本不会去考虑如何治愈这次远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创伤，而是急于要去报仇雪耻，去重新赢得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以挽回其大国天子的尊严，抚平心灵的伤痛，第二次征高丽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