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攘四夷——劳民伤财耗国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兄弟民族长期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历史发展演变的长河中，各民族之间除了友好往来之外，有时也难免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隋炀帝凭借强盛的国势，使处于辽水上游的奚族和隋朝友好相处，向隋称臣；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契丹，被北朝的慕容氏征服后，随着隋王朝的建立也归附于隋；处于黑龙江上游的室韦和黑龙江下游的靺鞨，很早就与中原联系密切，也臣服于隋朝。由此可见，隋炀帝时期，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友好的。但是，隋朝与突厥及吐谷浑的关系要复杂得多。突厥原本是匈奴的别支，北魏末年开始崛起，早在北齐、北周时代就已经强大起来。所以，北齐才修筑长城以避其锐。随着突厥经济的发展，各种制度也逐渐形成，政权结构已经确立，有了官制和征兵、征税以及刑法制度，《周书·突厥传》记载：其征发兵马，科税杂畜，辄刻木为数，并一金簇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其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妇、盗马绊者皆死；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

突厥对隋朝构成威胁，始于隋文帝建国之初。杨坚以北周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篡夺了北周政权之后，东突厥可汗沙钵略与营州刺史高宝宁勾结，进攻边界，并且攻占了临榆镇（今山海关）。沙钵略的妻子本是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千金公主，这时也怂恿其夫为娘家北周宇文氏报仇。沙钵略率众40万，从木硖、石门两路进攻武威、天水、安定、金城等地，形势十分严峻。

沙钵略在隋军的打击下而臣服，后来时和时战，突厥问题因此也一直难以根治。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之后，隋朝与突厥的关系才趋于缓和。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榆林，展示国威。突厥启民可汗表示臣服，并且来隋都朝拜炀帝。后来，隋炀帝几次北巡，都直接到突厥帐中，展示汉宫威仪。《资治通鉴·隋纪》中记载：“帝（炀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可汗）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晟见牙帐中草秽，欲令启民亲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启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自洒扫，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内芜秽，谓是留香草耳！启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赐，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教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帝闻晟策，益嘉之。”

在对待来自西边的吐谷浑的威胁方面，隋炀帝也是恩威并举、剿抚兼施。吐谷浑是羌族，居住在隋朝的西边，风俗习惯与突厥差不多，其社会状况也和突厥较为接近。

一般说来，当汉族政权较为巩固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比较宁静，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也就相安无事。如果汉族中央政权出现危机，或者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这种和平宁静的局面就会被打破。北周政权被隋文帝篡夺之后，不仅引起了突厥的侵扰，居住于西域的吐谷浑也开始行动，隋文帝杨坚只好命令上柱国元谐率领将士将其击退。但是，这也只能暂时解决问题。开皇三年（583），吐谷浑又以武力骚扰，隋朝立即命梁远出动大军将其击溃。

吐谷浑的酋帅夸吕死后，他的儿子世伏继位。这时的隋朝不仅完成了统一大业，而且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势强大。世伏表示愿意与隋朝和好亲善。为此，隋文帝还把光化公主嫁给了世伏。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隋朝国势更为强盛，隋炀帝有心经营四方，统一周边，着手其“大攘四夷”的计划。他要效法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臣服四夷，经营八纮，打通西域，一清海内。《资治通鉴·隋纪》记载：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倾以去，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鄯善，总凑敦煌，且云：“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濛汜而越昆仑，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壅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若服而抚之，务存安辑，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壹戎、夏，其在兹乎！”帝大悦，赐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诸珍宝，吐谷浑易可并吞”。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

裴矩的确不失为一个摸透了隋炀帝心事的重臣，又是一个相当精明干练的近侍。他既深知隋炀帝“好远略”之心，又能不失时机地抓住一切相关资料，广运宏谋，绘制了一册关于西域山川地貌、物产珍奇和风土人情的《西域图记》。他还开出了经略西域的政治攻势与军事谋略：对横亘于西域通道上的实力强大的突厥和吐谷浑，以强硬的手段将其征服；至于其他西域诸国，则凭借隋朝的雄厚军事实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劝其归附。隋炀帝以裴矩为黄门侍郎，再将其派往西域要道的张掖，为打通西域，联络各国做好准备。裴矩进抵张掖之后，“引致诸胡，啗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为此，《资治通鉴·隋纪》指出：“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裴）矩之唱导也。”

隋炀帝经略四方，打通西域通道，加强与西域诸小国之间的联系，必须击溃横亘于西方的突厥和吐谷浑的强大武装力量。对付西突厥，他用崔君肃以兵不血刃的和平方式，晓谕处罗可汗归附，是很成功的。在对待吐谷浑的策略上，则以武力相威慑。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自至河右西巡，渡过黄河，驻跸西平，陈兵讲武，准备击败吐谷浑，派观王杨雄和宇文述等率军，降伏吐谷浑10万余众，吐谷浑可汗伏允也逃匿于山谷中。这时，隋朝在西域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隋书·吐谷浑传》记载，隋朝在“自西平（今青海乐都县）临羌城建立起行政统治，设置了河源（青海湖南境）、西海（青海湖西岸）、鄯善（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新疆且末县）四郡，遣发罪流人员充实这些地区，屯田积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