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涂案：原本我是来检举揭发胡党分子的，怎么被打成了“积年民害”者？
潘行，京师金坛人，国子监生出身，毕业后被朝廷委任为江西乐安知县。金坛与乐安虽然同处于江南地区，但两地距离还是蛮远的。远离家乡的潘行在乐安上任后时间稍稍久了一点就感到有点寂寞，不过好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对他来说有着很大影响的人物他的同学周公焕。周公焕也是南京国子监毕业的，毕业后被朝廷任命为太平府同知，但上任没多久，老家乐安就来人报丧。按照那时的规制，即使你当再大的官职，一旦家里有丧，就必须回家守制。就这样，在太平府当领导还没几天的周公焕回到了家乡乐安县。守制是件耗时又枯燥的事情，周公焕料理了老家丧事后就一直干等着。就在这时，有人告诉他：我们县里来了一个新知县，叫什么潘行的，据说还是南京国子监毕业的大学生。周公焕一听就来精神了，潘行就是自己在南京国子监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一向不错。想不到他毕业后来到我的家乡当父母官了，就好像是老天爷安排好似的。周公焕一阵狂喜，老家人都以为他是个书呆子，就他叔叔周德泰知道后没讥笑他，相反反复地询问侄儿：到底是不是真有那么巧的事情洪武年间官员籍贯回避很严格，很少有亲友在地方衙门里当主政官的。周公焕说：“叔叔，咱们讲什么都没有用，改日上县衙去走一趟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当周公焕带着叔叔周德泰来到乐安县衙时，潘行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老同学又在家乡团聚，激动之情就别提了。作为叔叔的周德泰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可是个有故事的人，早些年曾出任太平府旌德县丞，洪武初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受到了刺面罚役的处置，可能苦役还没服完，他就找了个机会偷偷地溜回了家乡，并就此隐居了下来。明朝官员俸禄本身就不高，人称七品芝麻官的县令月俸禄大约2石，县丞则更低，周德泰又是在工作中被突然处理的，想必他的俸禄积蓄更是寥寥无几，加上脸上刺过字，做什么事都不方便，只得隐居老家过了这么多年，昔日风风光光的旌德县丞而今早已变得捉襟见肘。不过好在他脑子还算活络，见到侄儿与家乡父母官原来是同学加好友，自己充当官衙中“掮客”的念头油然而生。由于是官场上的老前辈，周德泰说什么在侄儿周公焕和知县潘行面前都很有分量，而原本还是书生的周公焕、潘行有着这样的前辈调教也由“不食人间烟火”开始变得“与时俱进”了，甚至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乐安县有个叫陈添用的人，原本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劳动、吃饭、睡觉就是他一年到头周而复始的“必修课”，有个女人陪陪就算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了。就这么一个如同小蚂蚁一般的平头百姓忽然有一天政治觉悟大提高了，眼睛也变得雪亮了，他来到了乐安县衙检举揭发，本县富户罗本中是潜伏着的胡惟庸党人。多少年了？快要10年了，胡惟庸死得连骨头都可能烂没了，居然还有胡党分子潜伏在我们县？这似乎是在讲故事。所以乐安县衙里的官老爷听完举报后，压根儿就没把它当回事。可有人却把它当回事了，且还特别认真地对待。这个人是谁？就是被检举者罗本中。罗本中在乐安当地算是个有钱人，但有钱并不能解决一切，相反常常会招来是非。
早些年就听人说，有个叫廖庆芳的乐安县民到官府那里去告状，说罗本中是胡惟庸的行财人。罗本中害怕极了，说我行贿谋反头目胡惟庸，这岂不是说我也是胡党，这还了得，要灭门的啊！不过转而一想，既然有人说我行贿当年大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胡惟庸，说明上告的人及其周围的“看客”都有相同的情结：“仇富”。想到这里，罗本中就把传闻中的上告人廖庆芳、地面上有影响的人物叶志和及一些邻居共计58人一起请来吃了一顿饭，然后将家中所有积蓄的钱财、谷物什么的统统散发给大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破财消灾，财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再说要是真被扣上胡党分子的帽子，那就不是破财的小事了，而是要被灭族的啊！所以说罗本中这样大散钱财就是为了买个平平安安。
可哪知道这事传开后，人们还在说罗本中是潜伏着的胡党分子，这下可怎么办呢？犹如热锅上蚂蚁一般的罗本中到处找人想摆平这事，可乡村里的人就那么个视野，你越想澄清的事情，他们给你传得越夸张、越神奇。有人讲罗本中最近到了外地去躲起来了；有人说不是的，他没躲起来，是上了一个福建与江西交界的地方去了，听说那里发生了和尚彭玉琳起义，他原来是想请彭和尚派兵来乐安摆平事情的，可不知怎么的，他现在又回来了……流言是可怕的，有时也是致命的。对于说者来说，大多也就过过嘴瘾，而对于听者来说，那就未必是过过瘾了。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际，乐安县民陈添用一夜之间醒悟了好多好多，听说南京城里的洪武帝最恨的就是胡惟庸什么党人，本县富民罗本中要真是胡党，我检举揭发成了，岂不也就发大财了！
县民陈添用想到的是一个层面，其实还有更深的层面，乐安县要是真有一个潜伏了近10年的胡党分子，那地方官衙里的人就有逃脱不了的罪责啊！所以当陈添用来到乐安县衙里告状时，知县潘行顿时感觉头都大了，这可怎么办？
潘知县潘行把自己的为难之处跟周公焕、周德泰说了，周德泰捋着胡须，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然后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的锦囊妙计。听完后的潘知县一脸惊讶，问道：“这样能行吗？”周德泰拍着胸脯说：“肯定没问题！”既然老同学叔叔、“老革命”都说没问题，那就让他们去操办吧，潘行就此也就不再过多问及了。
随后被指控为“胡党”分子的罗本中被带到了县衙，周公焕、周德泰和潘行向他讲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还没有听完，罗本中已经瘫倒在地了。等到醒来时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办？这上告者岂不是要将咱们罗家斩尽杀绝啊！”众人纷纷上前规劝与安慰，好在罗本中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仔细想想这里面可能还有回旋的余地，否则今天知县老爷干吗不立即逮捕我呢？想到这里，他立即从家里取出好多金银钱财，送给了周公焕、周德泰和潘行等。
见到火候差不多了，周德泰等就开始向罗本中如此这般地建言献计：“你让你家公子罗伯彰写个状子，状告那个指控你为‘胡党的陈添用，说他‘强占有夫妇人等，然后在状子的落款日期上写前一点，弄好后送到我们县衙里，这样一来，陈添用状告你罗财主为‘胡党分子纯属于妄告或者叫挟私报复，你被指控为‘胡党之罪名不就没法成立了。”听到这里，罗本中竖起了大拇指，不停地赞叹道：“高！高！高！”
经高人指点迷津，罗本中顿感拨云见日似地，回到家后就与自己的儿子开始行动起来，没费什么周折，一份状子弄得差不多了，就少一个证明人里长的签字。他们找到了本乡的里长。没想到该里长一口拒绝，理由是不愿意做假证。这下可惨了，忙乎了半天，满怀的希望立即变成了绝望。罗本中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走到县衙的，更不明白来这里下一步要干什么。
见到霜打茄子似的罗本中，周公焕、周德泰立即明白了一大半，叔侄俩嘀咕了一阵，然后找到潘行说：“罗本中的事情看来还真不那么简单，与其求人还不如求己。潘知县，你可想到，这几年来朝廷一直在倡导的政治运动是什么？”潘行说：“除了清除‘胡党，还有的就是‘尽逮积年害民官吏。”周家叔侄说：“对啊，朝廷说的‘尽逮积年害民官吏，这个概念很宽泛，按照洪武皇帝原话：‘尽逮积年民害者，这里边的‘民害者主要是指有权有势的扰民官吏，但也可指危害一方的无赖和恶霸什么的。”还没听完，潘行就惊呼起来：“你们不说，我倒还没联想到这事。”随后他下令：“来人呐，把破坏地方安定团结的陈添用给我抓起来，将他与‘积年民害柳召生等共13人，枷钉起程，押赴京师！”
就在押赴京师的路上，可能有高人指点，陈添用什么也不在乎，就是手中一直抓住了一本朱皇帝御制的《大诰》。有人问他：“你都已成了被告了，拿着这东西还要它干吗？”陈添用说：“我们乐安知县不明是非，我要到南京去告御状。”有人将这话告诉了潘行，潘行毕竟是刚刚当知县的年轻书生，特别爱面子，听说县民陈添用要去告御状，他脸上就挂不住了，顿时口出狂言：“让他去告，‘上位（指皇帝）如今也绕（饶）我三个死罪，他终不告四状。”在旁的周公焕、周德泰叔侄听后觉得不太对劲，赶紧示意潘知县不要再说了，而后三人又在一起嘀咕了一阵，此时潘知县觉得可能自己说了过头话，再说将本来来告“胡党”的陈添用反倒打成“积年民害”，确实做得让人气不顺啊，人要是有了怒气和怨气，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做得出的。想到这里，潘行立即叫来衙门皂隶杨添，让他与周德泰一起火速追赶押解陈添用等人的队伍。还好，毕竟是县衙老爷发话追赶，没多一会儿，在一个土名大岭的地方给追上，当场开释了陈添用。
可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叫陈添用的人也是一个犟头，明明我来告胡党的，反倒被你们弄成了“积年民害”者，现在又要放我了，想堵我嘴巴？没门！老子继续上南京去，一定要到洪武皇帝那里去说个清楚！
潘行听说“一根筋”陈添用直接上南京去了，顿时心里害怕透顶。洪武皇帝是什么人？简直是阎王投胎来的。还是赶紧想办法弄个补救方案吧，随即他下令，将原先押送陈添用的弓兵胡士亨等叫到县衙大堂上，如此这般地分析了一下事态的发展。胡士亨毕竟也是经常在外混的人，立马意识到现在问题的严峻性，感觉唯一能做的就是与知县大人一起“同舟共济”。没多一会儿，一份由乐安县衙出具的上告状子写好了，状子主要内容是说：“积年民害陈添用等在被押往京师的途中，路经进贤县的深山老林处，乘着押送弓兵疲惫不备之机，将其反绑在树上，而后打开了枷锁，拼命逃窜，现可能已经逃往京师，倒钉一耙，上告御状……”
其实就在这份由乐安县衙撰写的状子送达明皇宫时，陈添用告御状都已经告完了。朱元璋听后立即派人进行了核查。没多久，又一起所谓的清除“积年民害”事件之真相大白于天下。
由上可见，原本秉着为民、爱民和保民宗旨的清除“积年害民官吏”大运动或言大风暴，至此已经全面开花，且运动层面也越来越广，甚至还发生了如上述那般的异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为过去人们不曾注意到的事实，那就是洪武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后颁示的《御制大诰续编》中出现了大量清除社会惰民逸夫案例，由此不仅标志着清除“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增添了新内涵，而且预示着运动新阶段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