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的散曲和民谣
散曲是元代艺术的代表。习惯上，我们一般所说的散曲是指小令。散曲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词发展而来。北宋灭亡后，中原文人的诗词在吸收了一些民间兴起的曲词，以及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乐曲后，经金末元初文人的介入，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散曲，因形成于北方，也称北曲。
散曲包括小令、套曲和介乎小令与套曲之间的“带过曲”三种形式。小令又称“叶儿”，一般都是单曲。小令原来是流行于民间的词调和小曲，句调长短不齐，具有一定的腔格。小令顾名思义就是要短小，因此它不像漫词那样存在双调或三叠、四叠。不过小令中有一种联章体，用来表达特殊的意思时使用，有时，一联下来，甚至会联上百支小令。套曲来源于宫调，也称套数或大令。既然要套，就不能单一，套曲是由两首以上用同一宫调的曲子相联而成的组曲，一般都有尾声，并且要一韵到底。带过曲原来是指同一宫调里经常连唱的曲调，一般是两支，也有三支相连的情况。
散曲中的小令是散曲的代表。小令的来源很杂，有些曲调如《山坡羊》、《豆叶黄》、《千荷叶》等，一听就和人们的生产劳动有关系，多是从乡村流传到都市里的。有些曲调又特别在某些地区流行，如山东东平唱《木兰花》，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等。
现存散曲在内容上多是咏史、抒怀，歌唱山林隐逸和描写男女风情的作品，也有少数作品接触到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散曲中尤其以小令最为普遍，它清丽生动，有相当的艺术价值。不管怎么说，散曲是在北宋后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汉文人在外族的统治下，在多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对当时的市井文学进行吸收、改进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通俗的文学形式。
元代的散曲创作十分普遍，目前可以考证的作家就有二百多人，另外还有不少佚名作者无法知晓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些作家的出生年代各有先后，阶级成分也非常复杂，这就使得元代散曲的风格各异，迥然不同。元代散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着名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等。他们的作品与民间歌曲比较接近，风格质朴自然，有较多的社会内容。与关汉卿同时的散曲作家王鼎，则作风滑稽，有很多无聊作品。作品中比较有意义的有《拨不断》和《醉中天》两首，不过内容还是缺少思想。此外，杨果、卢挚、姚燧、冯子振等也是前期散曲的着名作家。他们都是官位显达的人，因此曲风偏于典雅，代表了元散曲中的另一种倾向。
散曲发展到后期，语言趋向典雅工丽，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张可久和乔吉。张可久，字小山，今浙江鄞县人。他仕途上不很得志，晚年久居西湖，以山水自娱。张可久着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等，后人辑为《小山乐府》六卷。乔吉自称“江湖醉仙”、“江湖状元”，着有散曲集《梦符散曲》。与张可久比，乔吉则带有更多的江湖游士习气。但两人的作品中都会偶尔出现怀古伤今或托物寓意、对现实不满的作品。
在后期比较重要的作家还有睢景臣、张养浩和刘时中。他们中尤其以张养浩被今人所熟知。张养浩生于1270年，字希孟，号云庄，山东历城人。他宦海沉浮三十年，曾任礼部尚书、监察御史等职，可说是位居高官。1321年，他以言官的身份上疏，“谏元夕放灯”，获罪辞官，就此隐居。着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作品中充满了“隐居乐道”的思想。1329年，陕西大旱，他被召为陕西行台中丞，去赈济灾民，同年死于任所。张养浩最出名的代表作就是《潼关怀古》，作品的思想十分深刻。
在元曲以外，元代的民谣也很有特色。不过因为历史距今太远，流传下来的很少，目前能收集到的大约只有二十多首。这些民谣多在元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生，所以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
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元末这类的歌谣就更多了，如一首鼓动人民起义的歌谣是这样写的：
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总之，民谣往往代表了当时底层人民的呼声，所以他们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也就最尖锐、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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