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不同态度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元诸帝多不习汉文”。这大体上也正确反映了元代蒙古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程度。和拓跋鲜卑、契丹以及女真等民族一样，蒙古族也曾是由我国北方地区入主中原，创建封建王朝的一个民族，可是在中原百年间，蒙古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方面，却远比上述民族逊色，以至于迄元朝灭亡，仍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并退居北方草原，开始为中国历史做出新的贡献。同样是造邦本借于干戈的北方民族，何以在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上出现这种不同情况？对于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从根源上追寻，才能正确理解元代蒙古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程度。本着试图通过对蒙古族与拓跋鲜卑、契丹和女真族的文化底蕴的剖析，分析他们对中原文化持以不同态度的原因。

风采稍逊的游牧人拓跋、契丹、女真民族中国北方民族是一个泛指性概念，它包含了许多不断分化而又不断融合而成的民族。但是这些民族彼此间无论处于怎样的融合离析的动态演化之中，似乎都没有违拗自身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即在分合不定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景仰中原文明，对中原地区表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从而在经济、文化方面接受中原文明而南移中原，接受中原文化。但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的途径有所不同，有的民族是从其肇基之地迳直迈进中原，而有的则是在受到中原文化以外的文化的影响之后再迂回南下，投入中原文明氛围。正是这种不同的文化发展轨迹对他们入主中原后对中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产生了极大影响。换言之，文化落后，以较单一的游牧狩猎文化直接进入中原的民族，文化包袱就轻，因而对发达的中原文化的抵触性也就弱，而在发展过程中接受过中原文化以外的较高程度的异质文化，文化府库较充盈，文化结构较完善，即传统文化势力较强的民族，进入中原后就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产生许多局限性。拓跋鲜卑、契丹和女真民族统治中原时，成为接受中原文化的楷模，这与他们以较落后的游牧狩猎文化直接进入中原、吸收中原文化的文化发展道路有着直接关系。

同时，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表现出的不同态度，也与他们入主中原之前是否深刻地接受过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拓跋鲜卑人虽肇兴于大兴安岭北端的“石室”，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但后经“九难八阻”于258年南迁至毗邻中原的盛乐地区后，在与曹魏、西晋王朝往来过程中，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拓跋鲜卑人什翼犍才重用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建立代国，为后来北魏王朝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没有自258年至386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渐染中原文化的过程，或许就不可能有北魏王朝的建立。同样，没有自道武帝至献文帝长达近百年（386年～471年）的对中原文化更广泛范围的吸收，孝文帝的彻底汉化改革也会成为无源之水。在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中，拓跋鲜卑人成为接受中原文化的典范，这是与其在此之前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对中原文化的接触、认识，进而形成全面接受中原文化的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契丹人起初也是“畜牧畋猎为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但是，契丹人的肇基之地西喇木伦河流域，以及以后的主要活动区域西辽河流域地区，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保持着文化联系。而且，自战国开始，经两汉、两晋、南北朝，这种联系承接不断，这就为契丹人自摇篮和襁褓时代受中原文化的滋养，为契丹原生文化在特质上蕴含有许多中原文化因素创造了优越条件。事实上，所谓中原礼文之事，早在4世纪契丹诞生伊始便对之产生影响。5世纪初，契丹人归降北燕大将冯跋，冯跋署其酋为归善王，契丹人开始采用中原王朝封号。436年北魏灭北燕后，契丹人始经常朝贡于北魏，这种关系延续至北齐和隋朝。及至唐朝，契丹人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空前密切。唐王朝赐契丹部落长以“旗鼓”，契丹酋帅窟哥、失活等相继“举族内属”或岁选酋豪进入长安“朝献”渐成定例。唐朝设立松漠都督府，以唐朝官职授与契丹酋长。这些都表明辉煌的唐朝文化越来越对契丹人产生了影响和引力。经籍充栋、百体皆备的灿烂的唐文化向北疆的辐射，使契丹人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出现了一次飞跃。北魏时，契丹人尚部落林立，各自为政，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迨至唐朝，契丹人已经建立诸部联盟和联盟议事会，并世选诸部联盟首领。唐朝末年，契丹诸部共同首领已逐步由世选过渡为世袭，并开始从部落组织过渡到国家组织的建立。这些都与唐朝文化的深刻影响直接相关。陈述先生指出：“迭剌部分布地域与中原汉地接域，而且迭剌部的部民也成为极富汉风的契丹。”属于迭剌部的民众不但在观念上能接受农耕文化，而且也具有经营粗放农业的技术。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采用中原王朝的年号制度和其他一些典章制度，他本人会讲汉语，用汉字创制契丹大字，以“佛非中国教”而“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典”，以后使儒家思想成为契丹人和辽政权的指导思想。若没有深远的中原文化影响的根基，这些举措是很难能实施的。而耶律阿保机的这些思想意识和文化好尚，必然影响到当时和以后整个契丹社会的文化结构，为以后辽朝诸帝所恪守不移。到辽道宗统治时期，辽朝接受中原文化已达到“礼乐交举，车书混同”的高度，辽道宗宣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这一方面是辽朝建立后契丹社会受到中原文化直接影响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是契丹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崇尚中原文化的社会风尚和文化传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有着直接关系。

辽朝统治时期，中原文化在北方地区得以空前恢张。从文化素质上来看，辽朝文化既保持着辽朝掌政民族契丹族文化的特色，也蕴藏着强烈的多方面的中原传统文化的因素。这就决定了辽代文化在与北疆其他民族文化长期相互交流过程中中原文化对北方诸族的影响优势。辽朝时期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当时女真族根据是否系籍于辽，大致被划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两类。但不管是否系籍于辽，长期接受辽朝管辖和统治的女真人在文化上受到以辽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很大影响。熟女真这一名称的由来，除了籍属因素，恐怕与他们较早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而在文明开化程度上跃进一步的因素不无关系。阿骨打本人略通汉语，“左右有三四人是汉儿及第者”，随阿骨打攻宁江州（治所在今吉林省扶余县石头城子）的完颜勖，被称为“秀才”，阿骨打建国时也采用中原王朝政治制度和年号制度，擢用中原文士，令访求中原“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依仿汉楷制成女真大字，伐辽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浓厚兴趣，这些举措，若不经中原文化的长期熏陶浸润，同样也是难以出现的。金朝百年间文治彪炳，文物典章粲然，勘称“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这一方面固然与金朝在中原统治疆域的扩大和向辽朝“借才异代”有关，但也与女真人在历史上即已铸就的欣慕、认同中原文化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诸多领域中对于中原文化的吸收、接纳有关。历史上中原文化对女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成为有金一代女真人进一步吸收中原文化，实现典章礼乐及唐宋的文化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