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试图直立行走的猴子

在晚清的官员中，郭嵩焘无疑是思想先进的一位，是和传统之爱国者有些不同的一位。换句话讲，他的思维方法，看待问题的视角，都与常人有异，是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驱之一。然而，朝廷内外，皆有人把他视为“汉奸”。

郭嵩焘是清末外交官，字伯琛，号筠仙。出生于1818年，卒于1891年。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光绪元年（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又任总理衙门大臣。次年首任出使英国大臣。1878年兼驻法国大臣，次年以病辞归。

“以病辞”，多数时候是政治操作。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清廷的诏书谓“其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

实际上，是惧怕袁世凯的权力威胁到皇权。摄政王本想杀掉袁某，因张之洞极力反对才作罢，只令他回乡养病。

与袁世凯“足疾”有一点不同的是，郭嵩焘之“病辞”，并非清廷

官方单方面行为，也有郭嵩焘自己不能不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他自己“托病”辞职。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铁路，开采矿产，整顿内务，以立富强之基，并极其关注西方的议会制度。这在古老的中国是不得了的言论，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是必然的。

郭嵩焘当大使期间，处理了很多具体事务，维护了中国的权益，一生与“汉奸”无缘，那么为什么得“汉奸”之名呢？郭氏的副手刘锡鸿对他的举止颇看不惯，向朝廷参劾了郭嵩焘，指出郭嵩焘有三大罪：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在刘锡鸿看来，这三件事都是大伤国体的，是“媚外”的行为。在那个年代，清廷是“天朝上国”，郭嵩焘的行为与此相悖，还不是有失国体？刘锡鸿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汉奸”

二字，但其义自现。其实，郭嵩焘“汉奸”之名并非走出国门之后才有的。

郭嵩焘出使的直接起因是“马嘉理案”。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

或“滇案”。1874年，英国陆军上校柏郎率领一支近200人的武装探路队探测从缅甸到我国云南的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派遣翻译官马嘉理前往滇缅边境迎接。1875年2月，马嘉理引领柏郎一行未经知会云南地方官进入中国境内，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首先开枪打伤一名群众，愤怒的群众将马嘉理及其数名中国随员杀死，柏郎一行也因此受阻，退回缅境。事后，中英双方经过一年多的交涉，先后签订了《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一向以懂洋务着称的郭嵩焘担此重任。消息甫一传出，舆论大哗。人们或替郭嵩焘惋惜，或劝他千万不要干这种丢人的事。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听说他要出使外国，群情激愤。1876年10月4日参加乡试的考生在玉泉

山集会，声讨郭嵩焘，并扬言要砸郭嵩焘家。郭嵩焘原来“激昂慷慨，本不以远游自阻”，但这次实在招架不住了，他一再向朝廷告病假，并想回湖南养病。慈禧太后于1876年3月4日、9月6日两次召见郭嵩焘。

郭嵩焘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后一次召见：“问：‘汝病势如何？答：‘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复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孤（辜）负天恩，不敢不先辞。慈禧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谕云：‘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谕：‘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安太后亦云：‘这艰苦须是你任。”最后，郭嵩焘成行了。

郭嵩焘生活的年代，清王朝已经远离了“盛世”光景，列强觊觎之志日逞。但在清政府的骨子里依然以“天朝上邦大国”自居，强调“夷夏之防”，自大情结一如从前。郭嵩焘到了国外之后，对那里的制度、风俗所作的介绍，打破了人们牢固的“夷夏”观念，比如《使西纪程》

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多所赞扬；推崇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认为西洋“是非则一付之公论”。总之西洋是君民兼主，而中国专制政体“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

《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刊印后，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口诛笔伐者大有人在。李慈铭斥其“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清廷立即下令毁版，禁止流行。1877年12月15日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请朝廷将郭嵩焘撤职调回，原因是“其《纪程》之作，谬轾滋多”，“今

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清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替换郭嵩焘，才使他免于立即被召回之辱。最后郭嵩焘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溘然长逝。8月2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伏念该侍郎服官中外，历着勤能，圣朝轸念前劳，自有恩恤之典。至其政绩学术，卓绝可传，应请旨宣付国史馆立传，并饬下湖南巡抚录其所着书，咨送史馆，以垂不朽……可否特予褒嘉，以劝学行，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请。”8月29日，清廷回答：“郭嵩焘出使外洋，所着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认识上的差距，实质出自观念。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思想意识，更是朝廷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弥漫着“自大”观念的氛围内，唯一不受指责的行为就是与固有的一切保持一致，人云亦云。郭嵩焘不知掩饰地宣讲西方比中国强，忘记了“夷夏之防”的祖训。在虚假充斥的世界，人们挂在嘴边的是虚言假语，真语实言只能藏在肚子里。郭嵩焘虽然是官员，但本质上还是文人的成分多一些，讲话不知避讳。

当然，在封闭环境生活久了的人，会表现出某种软弱，郭嵩焘也是如此。他从不主张“拒夷”，总是把挨打的责任归于中国的落后与愚昧。

实际上“挨打”的因素是复杂的，制度落后会挨打，这不假；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制度落后就该挨打，“会”与“该”，不是同一个概念。封闭之国的人民初出国门，内心难免脆弱，其思想作风也难脱此途，以后就会不治而愈。

对外开放，不是轻松嘻笑的话题，初期总是伴随着种种无奈和不如意，郭嵩焘正是如此，我们后人不能用眼下的思维方式对前驱求全责备。其实，他的思想比起同时代的人来，要深刻得多。郭嵩焘较早地看透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强调学习西方应从科学技术上升到政治

制度、人心风俗的层面上来，仅此一点就高于“中体西用”的文化取舍模式。

“爱国”是内涵确定外延却极其丰富的一个概念。在“爱国”思想的统率下，其行为因行业和方式的不同可以有多种，诸如教育爱国，工业爱国，杀敌爱国，革新爱国等等。郭嵩焘具有强烈的爱国民族意识，只是他的“爱”与盲目附和统治者不同，也不是那种“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思想。郭嵩焘主张通过对外开放，吸纳西方物质上的“长技”、“朝廷政教”和“人心风俗”，以期完善封建专制政体与封建纲常伦理。郭嵩焘的思想显然太超前了，以至于他的爱国心不被理解，成了“汉奸”。实际上，他的心比任何一个骂他为“汉奸”的人，更盼望中国富强。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猴子为什么终于是猴子呢？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但许多猴子不许它站立，把它咬死了。郭嵩焘的命运，比起那只试用两只脚走路的猴子来要好，清政府虽然对他不满意，至少没有杀掉他。至于不被人理解，先驱的命运大体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