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道中衰的时候,中国历史上迎来了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一如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长诗《神曲》的作者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龚自珍正是这个时期清帝国的过渡时期的、“十字路口”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是中古时期,中华帝国最后一位大文豪,也是近世以来中国的第一位大文豪。他这样孤独地站在中古向近世转型的“十字路口”上,虽然辉煌夺目,但也寂寞异常。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耳熟能详的诗作,我们也许并不陌生。当我们在中学课本中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诗人的才华令我们钦佩,同样地,诗人的境遇令人们扼腕。然而,在那个转型过度时期,龚自珍的命运似乎只能如此。
这首诗的作者便是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又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现在杭州市)人。龚自珍出生于世宦读书之家。祖父、父亲都是做官的,父亲有史学着作,母亲段驯是大文学家段玉裁的女儿,亦能诗。少年时,母亲灯前课之以“三好”吴梅村诗、方舟和宋大樽的古文。这对龚自珍自然作用很大。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只赶上“乾隆盛世”的一个尾巴。他所生活的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正是封建社会趋于没落、解体的时代。于是,满腔热血而真正报国无门的龚自珍,就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位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他猛烈地揭露和抨击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热烈地要求改革社会,要求摆脱摧残人性的专制淫威,提倡平等和民主,提倡个性解放。虽然出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和封建王朝实行果断的决裂,但他宣传民主的观念,无异于大战前的战马嘶鸣,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曾经煊赫一时的清王朝,在乾嘉盛世之后,颇有些风雨飘摇了。列强环伺,农民起义,鸦片进口,白银外流,吏治腐败……这些内忧外患刺激着龚自珍的神经。
龚自珍少年时期即鄙薄时文制艺,爱好经世致用之学和诗词文艺,直到38岁才考取进士。此后,他在内阁中书做了20年无关轻重的下级官吏(礼部主事)。后来借故辞职南归,在丹阳云阳书院担任讲席而终。他既擅长作诗又善于作文。其诗瑰丽奇肆,其文奥博纵横,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诗歌代表作有《己亥杂诗》系列,散文代表作有《病梅馆记》、《明良论》等。他的诗文,对后世诗人、作家们有很大的影响。
龚自珍一生“究心经世之务”,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探索经书的“微言大义”,成为嘉(庆)道(光)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还支持林则徐禁烟,主张加强战备,移民西北,巩固边陲(所以才影响到后来左宗棠的“湖湘子弟满天山”)。看到封建社会已进入“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衰世”,他大胆指出其种种弊端,提倡“更法”“改图”,主张按宗授田,恢复三代古制,“不拘一格降人材”。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在这样的现状下,官僚们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昏暗的社会中,如果你是清醒的,那你只能比别人更要痛苦和愁闷。当龚自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开始还保留着一些对于朝廷的期待。于是他开始针对时政。面对现状,龚自珍作为一个儒者,更是一个单纯的文人,自然不愿意皓首穷经,老于学问。他是很有些“经时济世,治国安邦”的抱负。但狂生的仕途并不顺利,考了多次才好不容易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中了举人。
道光元年(1821),他应考军机章京,因权贵阻挠而落选。道光九年(1829),诗人第六次参加会试,才勉强中了进士。朝考时,道光皇帝问的是新疆南北两路的事。当时龚自珍以为,难道是老天真的开始眷顾自己了么?诗人平时就关心西北边陲,写过《西域置行省议》的文章,所以毫不费力,第一个交卷出场,自己的感觉也很好。朋友询问他所答内容后,为他庆祝:“你肯定会一举高中了。”也许当时龚自珍已经有些灰心了,所以他并没有如以前那样开心,而是鼻孔一嗤说:“看伊家国运如何。”但是,由于他当廷直陈,惹得“诸公大惊”,最后竟然以“楷法不中程式”的“大”毛病,压低他的名次,从而无法进入翰林院,也永远地失去了参与朝政的机会。
开始衰老的龚自珍,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落榜了。但当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时,他困惑了。在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前,充满感情只能是自讨没趣。而在强大的政治集团面前,龚自珍难道只能将自己的意愿抒发给更为强大的“天公”,让他来拯救人间的苦难?可是,那毕竟只是个神话。
1839年,龚自珍弃官南归,匆匆出京,原因现在已经不好猜测,有人说他是“忤其长官”。根据刘逸生先生的分析,出京时都来不及携带家眷,情况当不止如此,他的处境似乎更加凶险。
“西墙枯树态纵横,奇古全凭一臂撑。烈士暮年宜学道,江关词赋笑兰成。”百年心事,终归于平淡。诗人晚年遁离凡尘,用潜心研究佛学,最终远在江南的一间书院中终老而去。也许,对于龚自珍来说,晚年的那几年恬淡生活,才是真正的自己。
但无论如何,龚自珍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平生抱负和努力,却被儿子完全给糟蹋了。着名的“火烧圆明园”,让国人的心顿时悲凉,同时又将龚家抬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因为,正是龚自珍的儿子龚橙,竟将丧心病狂的八国联军引向了“万园之园”圆明园。
龚橙,巧合的是与“功臣”音很近,可见寄托了其老父龚自珍的一片爱国拳拳之心。但这个败家子,却成就了龚家一世的骂名。龚橙,又被称为龚半伦。其一是:每读其父书,必鞭其父灵牌,而被人称为“龚半伦”;其二是:谓君臣、父子、夫妻、昆弟、朋友一概不论,只喜欢一个美妾,所以仅留下一半人伦,故自称“龚半伦”。但如果他没有走上去圆明园的那条路,后来的历史也最多不过是在闲谈龚自珍时,提到有一个顽劣怪诞的儿子,看看一笑而过。如果他那时无奈做为英领事纪室,在英人的威逼下走向圆明园,而那一刻他能振臂高呼,严辞咒骂八国联军的恶行,然后死在侵略者的枪下,那么历史就会大大地宣扬“虎父无犬子”、“一门兼忠贞”诸如此类的赞颂而名垂青史,让九泉之下的老父也得到一些安慰。可是不幸的是,他心甘情愿地带着八国联军去了圆明园,于是便成了中国的汉奸前辈;而他那个杰出的父亲,成了养儿不肖的典型教材。他那些怪诞行为,成了他沦为汉奸必然之路的明证。史载,龚橙晚年精神失常,发狂而卒。背叛祖宗、背叛国家,即使自称“半伦之人”,也必是日日良心受噬,惶惶不可终身,了于失常。
龚自珍的成名,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无法拥有他的眼界和胆识,龚自珍的悲哀,在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统治者不可能接受他的思想。龚氏家族的显赫,是因为有了这位名垂千古的思想者,而龚氏家族的悲哀,在于龚橙走向了一条自绝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