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汉族社会陋俗简介
１烟毒、赌博和娼妓成公害
在一些大商业城市，鸦片烟祸与其他社会弊病互为表里，成为社会公害，败坏了社会风俗。烟毒、赌博和娼妓一道构成奢侈性消费，毒害着由于近代企业初步发展而握有余钱的市民。《申报》曾在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作过统计，这一年上海城内烟馆多达１７００家，绝大多数集中在英法租界里。其高级烟馆陈设极为富丽堂皇，典雅精美。以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开设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的南诚信为例，门内分东西两厅，每厅设榻２０多只，除此之外还有“雅座”，每间安放１２张床，四处墙壁还贴着名人字画。烟具也极为讲究，有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都精雕细琢如同艺术珍品。烟馆还聘有妓女陪抽，同时附设几种娱乐活动，如说书、品茗、清乐等等。这样的娱乐场所，当然吸引着有钱人终日在这里消磨意志，挥霍金钱。属于下层的花烟间，则是一种把吸烟、嫖娼合为一体的低档烟馆，贩夫走卒之辈染上毒瘾后，便把一天劳动所得抛掷其中，不仅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且每每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上海的外滩一带，天津的旭街，北京的八大胡同以及其他大中城市某些繁华区、通商口岸的租借地，差不多都是烟馆林立，藏污纳垢之处。吸食鸦片的陋俗不仅贻祸于晚清，而且还蔓延到民国年间，成为中国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顽症。
晚清赌博由于西方赌具的传入，而在形式、内容上都有不少变化。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５年），上海租界正式设立，西方人陆续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娱乐赌博直接搬了进来，中国社会的赌博之风愈演愈烈。近代赌博在性质上与传统赌博一样，而在形式、内容上却有很多不同，刺激性更强。清代末期新的赌博方式主要有跑马、赌台和花会等。
跑马，本是竞技活动，体育性能是主要的，但从晚清社会有跑马始，西方人就把赌赛马的活动融入其中，使它带有赌博色彩。初始，跑马厅不许华人进入，后来为卖出更多的马票，中外人士都可观赛、参赌，从而赌赛马成了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赌博活动之一。赌的方式有“挂牌定额分彩金”、发行“香槟票”（马票的一种）等。
赌台，是半公开的赌博。因为它没有任何运动形式做遮掩，直接以赌为主，所以赌台在法规上是不允许的，赌台大多设在租界里，瞒上不瞒下。设赌台的老板往往是黑社会的成员，一般都在自己所属帮派控制的区域里设赌。赌台里赌博的方式五花八门，有中国传统的摇摊、大牌九、小牌九、抓摊，也有外来的轮盘赌、勃洛克、二十一门大小等等形式。赌台往往修饰得富丽堂皇，并有小吃、冷饮、中西餐等供应，用汽车接送赌客。越到后来，其赌博手段、经营方式越趋新颖，规模也越来越大，开张之后便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社会影响相当大。
花会，是道光年间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的一种赌博形式。赌具、赌博的规则十分简单，在３４块木排上写３４个古人名字，任取一块放置竹筒之中，然后下注押名。猜中，庄家出３４块钱给赌客，不中则注归庄家。此种方式在民间十分盛行，清政府屡禁不止。后来由于查禁之风甚紧，庄家便把花会移到租界，从此花会迅速发展起来并泛滥成灾。
此外，还有跑狗、回力球等赌博，在上海、天津等地都很盛行。
晚清的赌博已呈大众化趋势，不仅租界里流行赌风，而且在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大中城市，京津沪以及东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也建有各式赌场。乡镇酒肆茶坊，大半兼作赌场。兼卖彩票的店铺也为数不少。清末上海虹口曾是最繁华的赌场，每天的输赢都有数万、数十万之巨。杭州府“同治初大乱甫平，俗尚诚朴，无酒馆娼楼赌博及一切华靡之习”，可到了光绪年间“大非昔比”，糜烂的社会风气充斥上下，参与赌博的人日益众多。“光、宣间，麻雀盛行，达官诸侯大夫及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０册，第４９０６页。清末，赌博已经出现了大众化的趋向。如以前鲜有参赌的妇女，晚清时期，则出入赌场不再稀罕。而且专门设有“女总会”、“女子地铺会”一类专供妇女赌博的场所。在某些地区，则出现了职业化赌徒。福建建阳城中“业赌博者万余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５，第７４页；嘉定府金家湾赌场每天下午“闻风而至者不下千余人，船舶百余号，彻夜不散。”《申报》１８８４年１０月５日。在上海市民中，除小孩童稚之外，差不多有半数之人嗜赌。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第４６４页。许多人乐此不疲，把投机当成发财手段。
清政府对官吏人等狎邪治游曾有严格禁止的规定，时至晚清，此类规定名存实亡，官府之人狎妓青楼优游宴饮遂成时尚。另外，近代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城市流动人口迅速增加，劳动就食之余无处消耗剩余精力，而烟赌娼的存在适应了他们的一时需要，又成了娼妓蔓延的基本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开埠以后租界当局默许娼妓行业的存在，借此刺激其区域的繁荣，于是租界里藏污纳垢，成为烟赌娼的渊薮。
咸丰年间的北京，“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贴，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１册，第５１５５页。
下层妓女的存在使浑浊的社会风气直接侵蚀下层百姓。“上海风俗之坏，不坏于妓馆林立，而独坏于烟间、台基之属。盖妓馆至少须洋蚨一头，始能订交。若衣衫褴褛，即不得其门而入。故惟惨绿翩翩，挥金如土者，方能荡心惑志。至花烟间一开，而肩挑负贩者之腰缠罄矣……尝见东洋车夫，捉襟肘见，两足如飞，尽一日之力，得青蚨二、三百片，除房饭数十文之外，俱消耗于此乡。愚民初至沪地，偶尔问津，亦无不囊立尽，其危害岂有涯哉？”葛元煦等：《沪游杂记?送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１０２页。
与烟赌合流是清代妓业的一大特点。同治年间，“更有一种烟馆，修筑辉煌铺张精洁，转顾少年妇女，庆酬诸客，名曰女堂倌，盖以之为饵引人上钩也。于是有瘾者固欣然愿往，无瘾者亦乐得而尝试之，遂有因而上瘾者，其实皆为贪妇女之色，初非必欲吸烟也。”《申报》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２０世纪初年，北京八大胡同妓院云集，清朝当局允许开妓院，而设鸦片岩局则属不合法，所以不少烟局设到妓院，因为那里明禁暗不禁，使那里的风气更为败坏。
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淫业“昌盛”提供了条件，而近代交通等事业的发展则使那些本来可以算做风淳水清的地方，也发展成烟、赌、娼的聚集之地。例如河南郑县（今郑州）未通铁路之时并没有太多的烟贩、娼妓，可开铁路之后，不仅烟商云集，而且“宣统二三年间，为神女生涯极盛之时代。”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二，第３４页。
２械斗之风禁而不止
晚清以后，南方数省械斗之风仍在蔓延扩大。械斗之案，多起于闽省漳州、泉州一带，广东的惠州、潮州也时有发生。江西、湖南、浙江、广西等省也是械斗多发省份，死于械斗的民众不计其数。
晚清械斗既有宗族械斗，也有土客械斗，偶然也发生省与省之间的械斗。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端午龙舟会，“闽人将粤船撞损，订期械斗，在船开炮，俱未登岸。粤人炮子落处，击毙无干之裁缝一名，闽人又将无干之粤伙捉去砍杀，势遂汹汹，必欲大斗”。官府急调一千军队前去弹压，事态未平，直到请来“花奇（旗）到兵船二艘，申戒闽粤，令其息斗，如抗不遵，即约官兵击之于内，兵船堵之于外，尽数歼除，闽粤震慑罢争。”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２９８～２９９页。这种省际间的民众械斗，在不少地区都时有发生。
晚清械斗还有职业化趋势。由于械斗频繁，本地人员不足，经常招募外地打手。一些“不农不工”之徒为得到口食，往往参与其中。“本村壮丁不足，则于外间招募，总以必死为能……或夫子二人，父受大姓雇募，子受小姓雇募，及到临场，父子各忠所事，若不相识。每受雇者死一人，则雇者给银洋三十元，祠堂设立忠勇牌位，妻孥俱有养赡。”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６１～６２页。至于为本族利益“奋不顾身”，甚或以牺牲为荣者，差不多在各种性质的械斗中都可以见到。“一家不出，则百姓将聚而歼之，虽妇孺亦然思攘臂起。”郑振图：《治械斗议》，《皇清经世文编》卷２３上册，第５９８页。晚清械斗不仅频繁发生，而且规模愈来愈大。闽南仙游地区，“自道光年间械斗滋事，分树黑白旗帜，各乡蔓延，亘连百余里，屡禁不止。”《福建巡抚王懿德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奏折》，转引自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８３页。这样的记载俯拾皆是，足见清代汉族社会宗族械斗陋俗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