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汉族生活体育风俗研究
体育的目的是锻炼体能，增强体魄。清代后期，由于西方体育项目的传入，体育风俗渐趋丰富，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吸收和创新，演化出近代体育。
１传统体育的沿袭
滑冰本是满族民间的传统游戏，清中叶后北方汉族参加滑冰活动的越来越多，到了清代末年，滑冰也为我国北方汉族所爱好的运动之一。尤其花样滑冰的内容比前期更为丰富。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富察敦崇在他所作的《燕京岁时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冰鞋以铁为之，中有单条缚于鞋上，身起则行，不能暂止。技之巧者，如蜻蜒点水，紫燕穿波，殊可观也。”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１页。宝竹坡《偶斋诗草》中有一首咏滑冰的诗，对当时民间滑冰的情况有所描写，其诗云：“朔风卷地河水冻，新冰一片如砥平，何人冒寒作冰戏，炼铁贯韦当行滕，铁若剑脊冰若镜，以履踏剑摩镜行，其直如矢矢逊疾，剑脊镜面刮有声，左足未住右足进，指前踵后相送迎，有时故意作侧，凌虚取势斜燕轻，飘然而行陡然止，操纵自我随纵横，是耶洛仙非列子，风胡能御波能凌。”诗中还提到，每至冬季，人们往往结队去滑冰，“蹈险行乐记战兢”，可见人们对滑冰运动的热爱。一位６５岁的滑冰老人齐子林，十二岁（１８８３）起就练习滑冰，入手时，先练“官子”八式（速度滑冰），熟练后再学花样滑冰。据说他能练的花样“名目至为繁多”，主要有“猿猴抱桃、卧鱼、双飞燕、鹞子盘云、金鸡独立、哪咤探海（夜叉探海）、凤凰展翅、童子拜佛、卧睡春、香炉爪、千筋附、朝天镫、大蝎子、摇身幌”等十四式。《北平体育月刊》４卷２期，《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四辑引。
光绪初年，天津一带河上也是滑冰的地方，“当时由天津寄往河北冀县、滏阳河的李锁等地方的书鸿邮柬，平日需时半月，但在河水结冰之时，托溜冰人携带，则他们溜冰而行，疾如御风，朝发天津，夕至大名了。”吴文忠：《中国体育发展史》，第６３页。
汉族地区还有赛马活动，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河北沧县治北水月寺曾开赛马之场，“有来自三百里外者，颇极一时之盛。”《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３７４页。
清代后期，在河南、安徽、江苏交界一带，有习武之俗。安徽“毗连河南、山东，刀剑以嬉，习为风俗。”《金壶七墨?浪墨》，《捻军》第１册，第３７８页。后来发展成“捻军”。发生在北方的义和团，其前身也是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２０２页。的武术团体。据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山东巡抚张汝梅给朝廷的奏折可知，在义和团活动较活跃的“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一年多一年，往往趁商贸墟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各自亮拳。”《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５页。可见习武风俗之盛。
２０世纪初，伴随着废科举、兴学校和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发展，南方出现了着名的群众性武术团体“精武体育会”，北方组织了“中华武士会”。精武体育会兼收南北武术流派，后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４０多处。同一时期，全国各地还出现了北京的“四民武术社”，河北完县的“蒲加拳社”，上海的“拳术研究会”，山东青岛的“中华武术会”等武术团体。由此可见，在清末，汉族民间习武强身的风俗仍长盛不衰。
２控体育项目的进入
近代体育，一开始总是与军训练结合在一起。晚清最早的体育是军队练洋操。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上海租界成立“常胜军”，与湘淮军会剿太平军。“常胜军”除施演洋枪洋炮技法之外还进行以体育队列、队形、步法为基础的军事训练，大开了中国地方洋务官僚的眼界。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以西法训练军队的洋务军事学堂陆续建立，近代体育的影响愈来愈大。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仿行德国普鲁士军队的兵操以及单杠、双杠、木马等器械体操，军事训练科目更加系统化。
民间的体育活动晚于军队。２０世纪初年，清政府批准的“癸卯学制”中规定体育为城市中小学堂的必修课，从此中小学堂开始正式添设体操课。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大公报》报道一则消息称：“本月初八日即礼拜日，早九（点）钟于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正齐，公议体育之事，定名为体育研究所……已由日本大阪购来体操器具若干……假文庙庭中已开试体育游戏，打球、踢球、超距、哑铃等外，尚有许多器具渐渐添补。”《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除了民间推动、官府倡导之外，外国人的体育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气民风。２０世纪初年，北京尚盛行“蹴鞠之习”，“因英国公使馆之北所圈余地甚大，逐改为抛球场。美国公使馆之西所圈余地亦改为抛球场，每日习练，华人往观者日以千百计。”（《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以后，各项球类活动在各大城市逐渐展开。
各地的体育运动促进了校内、校际乃至全国性运动会的召开。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九月，全国第一次运动会在南京召开。各省１４０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网球等项目的比赛，观众达４万多人。晚清的体育活动终于从军队走向民间，成为精神文化生活、健身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赛船也是体育性休闲活动。《申报》在报道这一年的赛船盛会时说：“中西观者如堵，拥挤异常，与观斗驰马时仿佛然，亦不得谓之非不观也。”《申报》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７日。除这类项目外，还有一种活动，既属于市政消防演习，又含有体育娱乐的性质，这就是每年夏秋间举办的“水龙会”。“是夜齐集浦滩，各水龙排次序居前者为灭火龙，另扎一纸龙置车上，中烛以火，旁悬五彩玻璃灯，其后十余车装如前式，间以花爆、火球、火铳、火字及西人音乐，光怪陆离，耀人耳目，来观者人如潮涌。”葛元煦等：《沪游日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８～９页。后来，因为每举办水龙会必出火警，这一活动遂为单纯的消防演习代替。
赛马、打猎、划船、跑马等活动。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外国人在南京路与河南路这间划出８０亩土地辟为公园作跑马之用。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又在泥城浜一带购置第二块土地称第二跑马场。以后又在现在的人民广场一带建成跑马厅，取代了原有的跑马场。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成立“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专为板球、棒球、划船等运动提供费用。其中跑马赛马在中国百姓中影响最大。每逢赛马季节，“举国如狂看跳浜”，上海市民几乎倾城观看。比赛的盛况，吴有如的《点石斋画报》专门有图介绍。最初跑马厅不许华人入内，华人更没有资格参加跑马俱乐部，“以后凡购票者都可入内，票价高，站在道边高处也能观览，有图利者备些长凳供人站立观望，每人收几个铜元。一般富家子弟，雇着马车，车上扎着彩绸，五色缤纷，非常悦目，这种车辆专供顾客围绕场外，恣意观赏而用，成为流动观台。”《上海风物志》，第７６页。再往后，跑马有了强烈的赌博性质，参与者日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