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梨洲末命，不同凡响
黄宗羲是豁达开朗、不信佛老、视死如归的一代大儒，他对生死问题早就看得很透彻，他并不认为人死万事皆空，也不期待肉体的长生不老，而是坚信人文精神的永恒价值，坚信那些长留天壤、激励人心的是人间正气，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正义精神，所以，他在生前就为自己准备了后事，在78岁那年，他选择远离县城的化安山中先父忠端公（黄尊素）墓旁，为自己建筑了一座简陋的墓室，在墓室里放置了一张将来存放遗体的石床，为此，他写了11首题名《剡中筑墓杂言》的诗，今录如下：
剡中筑墓杂言
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月浸桃花。
幽兰无土庇芳根，鼠穴乘车梦失伦，独有此中堪避世，依然元会未经寅。
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应知难免高人笑，苦恋生身与死身。
荒山土阜柏交加，曾是当年书满家，日后夕阳谁下马，还能闻得木樨花？
昔年曾记筑幽堂，草荐连床夜漏忙，白首重来笑语尽，鸡声不肯度邻墙。
（自注：丙子冬，筑忠端公禁茔，长夜笑语，余弟四人，今无一在者，）
此身久不关天壤，犹有鸦声到树头，身后定中无水观，总然瓦石亦难投。
残骸桎梏向黄泉，习惯滔滔成自然，东汉赵岐真足法，沙床散发得安眠。
（自注：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
层层寒翠锁山隍，收敛琼花瑶草香，天意似嫌犹担板，故教三女隙东墙。
（自注：三女，峰名，隐见山城之外，）
不信残骸不化尘，应同过眼一烟云，张超谷里骷髅骨，却有幽香出见闻。
（自注：华山张超谷，陈希夷颅骨尚有异香，）
过庭诗礼恨参差，枉作人间一世儿，死若有知真不恶，秋坟应唱《白华》诗。
闻说始宁有赵君，不将棺木自缠身，人间亦有奇于我，比例无烦及古人。
（自注：赵履光字奎先，上虞人，孝廉，官太守，）
从这些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宗羲之所以把这里选作墓址，不仅因为其父安葬在此，还因为他一生中有很多时间在此度过，他曾在四明山结寨抗清，曾在这里读书写作，他要以此地为“避世”场所，等待新一轮世运的到来，诗中也透露出，他准备打破世俗厚葬陋习，效法东汉经学家赵岐（108201）和近人赵履光，实行薄葬，墓中以沙石为床，不用棺椁，死后立即掩埋。
这位梨洲老人在82岁高龄时，还曾应老朋友靳治荆的邀请，游历黄山，他“龙钟曳杖，一步九顿”，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了，但他之所以在垂暮之年作此远行，除了朋友相召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要践履亡友沈寿民（字眉生）的生前约会，黄宗羲还为此作诗一首，题为《至黄山忆沈眉生寓黄山焦村累书相约》，诗云：
黄山有约负当年，垂老经过倍黯然，岂是精魂真冥漠，还疑牛背笛声边，失约的歉疚、深厚的友情、无穷的思念跃然笔端，可见，梨洲老人对这位肝胆相照的复社同志的感情多么深厚。
自83岁以后，黄宗羲真正进入了垂暮之年，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八十三岁”条记曰：“海盐李明府梅墅请公主讲，不果，……秋七月，公病几革，文字因缘一切屏除，接仇子沧柱都中来书，言北地贾醇庵若水子已将《明儒学案》梓行，公暂彻呻吟，作序文一首，口授季子主一公书之，……是年后所作文曰《病榻集》（今入《文定五集》）。”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七月，86岁高龄的黄宗羲预感生命将到尽头，便向亲属朋友交代后事，他郑重嘱咐家人说：“我死后，即于次日抬至圹中，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他的家人对这个“不用棺椁，不作佛事”的临终遗嘱感到震惊、犹疑，甚至不以为然，宗羲遂提笔写下《葬制或问》一篇文章，以释家人之疑，文云：
或问：“送死者，棺周于身，椁周于棺，古今之通义也，今子易棺以石床，易椁以石穴，可乎？”曰：“何为其不可也！余览《西京杂记》，所发之冢，多不用棺，石床之上，藉以云母，赵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陈希夷令门人凿张超谷，置尸其中，人入视，其颅骨重于常人，尚有异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
或曰：“为其子者从之与否？”曰：“奚为其不从也！为子者，于亲平日之言无有不从，至于属圹之后，世俗谓之遗嘱，礼家谓之顾命，亲之所言，从此不得闻矣，无论马医、夏畦之子，不敢不奉以终身，不必孝子，于此而有不从，则平日之为逆子无疑矣，杨王孙裸葬而子从之，古今未有议其子之不孝者，是从之为是也。”
问者曰：“子以从亲为孝，则古今无诤子矣。”曰：“圣人之为棺椁，以概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概者，自创为法，亦圣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椁为非礼，则赵岐之《孟注》不当列于诸经，希夷之图书，不当传之于后世矣，使为子者而欲诤之，则是自贤以盖父也。”
问者曰：“诤之不可，父死之后，阴行古制，使其父不背于圣人，不亦可乎？”曰：“恶！是何言也！孝子之居丧，必诚必信，诚信贯于幽明，故来格来享，欺伪杂于其间，精诚隔绝，宗庙之馈食，松楸之霜露，其为无祀之鬼矣，孟子之礼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之不善尚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顾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则棺椁同于敝盖，人亦何乐乎有子也！”
为了强调自己的遗命，要求家人必须遵守，这位不同凡响的梨洲老人用其最后的生命之光，写下了临终遗言，题为《梨洲末命》，文曰：
余圹虽成，然顶未淋土，非三百担不可，此吾日夕在心者也，吾死后，即于次日之蚤，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圹中须令香气充满，不可用纸块钱串一毫入之，随掩圹门，莫令香气出外，墓前随宜分为阶级、拜坛，其下小田，分作三池，种荷花，春秋祭扫，培土要紧，切不可以一两担循故事而已，其祭品：干肉一盘，鱼腊一盘，果子两色，麻餈一盘，馒首一盘，上坟须择天气晴明，第一不可杀羊，天雨变为堂祭，此流俗无礼之至也，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者五分以至一两并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能于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着述，同虞喜之传文。”若再得二根，架以木梁，作小亭于其上，尤妙。
这样丧事从简、不循流俗的临终遗嘱，在那个迷信鬼神、相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因而盛行厚葬的时代，真可谓是惊世骇俗、超凡入圣，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评论梨洲此一“遗命”时说：“公自以身遭国家之变，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这恐怕属于托词，充其量只是表面原因，其深层的思想原因是，黄宗羲在根本上是无神论者，他始终坚持反佛立场，而奉行儒家的“祭如在”传统，但他的“祭如在”，不是要求后人铺张浪费式的厚祭，而是要移风易俗，实行高雅脱俗“植梅五株”的心祭；他所要效法的，是“不事王侯”的东汉高士严子陵（名光）的高风亮节；他所要传承的，是自己学术文化的成果。
而在写下《葬制或问》与《梨洲末命》之前，宗羲还曾给自己最钟爱的孙女婿万承勋写了一封私人信函，信中讲了四条“可死”的理由，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他说：
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着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在他辞世313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来对照他这四条“可死”标准，评判他的“自料”，可以说他颇有自知之明，既不自夸，也不自卑：
他享年86岁，可谓高寿了；他毕生努力实践儒家的君子人格，堪称明朝的忠臣、黄门的孝子、儒生的良师、学者的益友，虽然没有成就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却也没有做过什么祸国殃民的坏事，可以问心无愧地告别人世；他身为为改革朝政而被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黄尊素的长子，虽然未能继承父业完成其改革弊政的遗志，也未能在父亲生前竭尽一份孝心，不免有一份未了之情，但他能秉承父亲遗命，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中奉养母亲以终天年，也算是对先人“稍稍无歉”了；他后半生致力于讲学着书，既培养了许多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特色、有影响的学派，又为世人留下了百余种、千余卷、数千万字的着作，称得上是“着述宏富，不输古人”，虽然故居迭遭水火之灾，加上连绵不断的兵祸与统治者的文字狱禁，使其遗着散亡大半，未能尽传，但仅从流传下来的数百万字着作对于后世的巨大影响来看，黄宗羲对人类精神文明宝库的贡献，确实不下于古之名家，中国民主启蒙的历史，蕴涵着黄宗羲的一片心血；浙江“文献名邦”的称号，铭刻着梨洲先生的一份贡献，他在政治思想领域，以及在总结、整理宋、元、明三代学术思想史方面的伟大贡献，不仅不下于古之名家，甚至是前无古人的，他以丰硕的着述成果，成就了一个文化巨人和伟大思想家的不朽声名。
康熙三十四年戊辰岁农历七月三日（公元1695年8月12日）清晨卯时，梨洲先生黄宗羲在他的乡间草庐与世长辞，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