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维新派“维新四公子”：当世称奇的传奇人物
晚清维新派“维新四公子”，分别为：陈三立、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
陈三立
于1853年出生在江西修水县，字伯严，号散原，父陈宝箴。
陈三立年少时就才识过人，“倜傥有大志”，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年），参加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八股文作答，而以散文体答卷。在初选时,他的卷子就被扔在一边，幸好主考官陈宝琛赏读到，将他选拔为举人。四年后，陈三立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但当时吏部早已腐败透顶，陈三立虽有经纬之才，却无法施展。1898年，当陈三立听闻《马关条约》签订后，悲愤至极，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以谢天下”。当然，张之洞深谙晚清的官场之道，哪里会考虑陈三立的吁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其父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他原想以湖南为富国强兵的“试验地”，进而挽救华夏于危难之中。为了协助父亲实施救国之道，陈三立干脆辞官随父前往湖南上任。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吸引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一大批维新志士，瞬间给湖南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之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当时人们将湖南比做日本幕府时期的萨摩和长门。这还要归功于陈三立。
不久，陈三立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维新四公子”，声名显赫一时。受到父亲影响，青年陈三立对西方列强侵华、大清内忧外患有着不同寻常的认识。
戊戌政变后，与其父一起被革职。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想拉拢陈三立出山，但为表明立场，他绝食五天，最后忧愤而死，享年八十五岁。
谭嗣同
说到谭嗣同，这是多数读者认识的一个维新志士，这里就不深入了。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被杀，押赴刑场的路上，老百姓是往他身上丢菜叶子的，当然都是最烂最坏的菜叶子，丢满了一身，烂白菜帮子挂满了一脸。群众的高呼声此起彼伏——打死这个汉奸，打死这个叛国者！
徐仁铸
徐仁铸，字研甫，光绪进士。中日甲午战后，痛感国家衰败，必须变法。之后结识梁启超、谭嗣同，并与二人结交，开始接触新学。他还亲手颁布条诫，创办各类学校，提倡学习自然科学，为国家培养各种实用人材。不料，却遭到湖南顽固派叶德辉、王先谦等的攻击。
最后，只好请其父徐致靖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实施变法。戊戌政变前夕，见风势不对，致函王先谦，为自己曾经赞同维新开脱。戊戌变政后被革职。
陶菊存
陶菊存，又名陶葆廉。字拙存。陶菊存在随其父陶模到新疆赴任迪化知州的路上，他沿途逾长城、渡瀚海，经古代蒲类【今巴里坤】、车师【今吐鲁番】等地，行程一万一千两百余里抵达迪化。陶葆廉以日记方式，生动地记述了途中的所见所闻，着成《辛卯侍行记》。该书除记日月程途、酬应往来之外，详述各地地理形态、户口变迁、人心风俗物产的异同，并对某些民间流传的古代传说，或加考证，或加澄清；对上古尧舜禹关系的考据推理，对回、蒙古、吐蕃、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渊源变化，均有提纲挈领的综述，使该书成为晚清西北史地学的一部力作，为后世中国西部的地方风俗、人文、地理、民族研究，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