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山海关一片石之战,是李自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李自成亲率大军不仅未能占据山海关,而且在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联合攻击下的彻底失败,并且引发全线溃败,损失十分惨重。仅仅四十二天就丢失北京,李自成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兵力过于分散,虽然号称百万,但由于主力精兵驻守地方(山西,河北,山东)。聚集在北京的军队并不多,也并不精。就是说李自成败于兵力过于分散。一旦失败根本无法迅速集结兵力,比如李自成嫡系白旺部七万余人在湖北,袁宗第大军在湖广,均是鞭长莫及。
实际上,当白旺和袁宗第在得知李自成大败以后,就开始全力驰援但为时已晚。袁宗第和白旺都是李自成嫡系,战斗力和忠诚度自不必说,驰援不及是一个方面,再就是粮草不继。而且筹粮十分困难,粮饷不足在战争出现短缺无疑是致命的,这也是后来李自成最后无法翻身的主要原因。在政治上没有收服吴三桂也是李自成一大败笔。在吴三桂投降以后,一是没有将吴三桂迅速调往京师,二是没有派遣嫡系将领立即接防山海关。而且被李自成任命接管山海关防务的主将忠诚度欠缺。还有就是对满清多尔衮没有任何防范和军警惕性,在最初溃败以后,李自成已经预感到不妙。但撤军行动十分迟缓,李自成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幅度衰退,与最初进京相比已经是判若云泥。李自成对多尔衮的参战准备不足。李自成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方法。
满清多尔衮的突然参战,使得李自成腹背受敌,两面夹击下,久战数日的李自成终于坚持不住,而全线溃败。
李自成驻守北京的军队未及时支援也是山海关战败原因之一,但从战后李自成放弃坚守北京的举动分析,留守兵力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不如李自成最初带出的人马,而且在城中明朝残余势力蠢蠢欲动的不稳定态势下,根本分派不出援军。李自成投入山海关战役的兵力虽低于吴三桂军及清军的总和,却是当时李自成军队中的核心中坚。这支核心力量的失血,不仅使李自成没有足够的骨干组织起北京的防御,也使李自成后来的部队在后撤途中与清军屡战失利。大顺军从山海关败退至永平时,李自成试图“重整旗鼓,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沿着通往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撤退,这也说明李自成控制军队的能力开始下降,撤回北京后,李自成曾试图坚守,但不足一日后便决定放弃北京了。原因是北京城发生鼠疫。
这种突然的反复证明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大顺军高层已丧失斗志,根本没有信心守御北京,而其根源在于军中精锐已遭重创。此后,李自成再也无力在华北地区击败多尔衮了,五月初八在庆都城东的阻击战中,大顺军再次战败,蕲侯谷英阵亡,大将左光先负伤,继而,大顺军又在真定被清军击败,被迫由井陉退入山西。山海关战役中,嫡系精锐和野战兵力的损失,说白了,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使李自成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双重压力,外部有多尔衮大军追击和前明官绅发动的叛乱,内部有因惨败带来的军心瓦解,及前明将明军的蠢动。由于李自成仓促西撤,没有在撤退途中安排防御力量,也没有统一的嫡系将领统一指挥。著名历史学家顾诚评价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但当时李自成所面临的环境已较为险恶,只能做出与其实力相应的对策。李自成也是无奈之举。
李自成东渡黄河进军北京时,除榆林、保定等地的抵抗较为激烈外,明朝文武官绅无不望风而降。明军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定西伯唐通、襄城伯李国祯等都是兵至即降。大批明军将领明军的倒戈投诚,虽然增加了李自成兵力,这属于政治投机,忠诚度欠缺,他固然减少了李自成攻取北京的阻力,却也埋下了隐患。李自成出于安定降将人心的考虑,李自成并未将降兵重新的组建,让明军降将姜瓖、唐通等继续统领旧部。如此一来大部分前明军在李自成的军中保持了相对独立性,难以被消化吸收,李自成政权的发展顺风顺水时,一切都好说。而一旦战事不利,这种建立不久的依附关系便显得极其脆弱。立即就会反水。
海关战役中嫡系的惨重牺牲,李自成政权失去了对华北地区的控制,随之而来的是包括降将在内的前明官绅在李自成和多尔衮之间首鼠两端,李自成及地方政权内部不稳定因素加剧。李自成撤离北京后,前明官绅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掀起叛乱。李自成政权任命的包括节度使、防御使在内的大批文武官吏相继遇害,地方政权遭受严重破坏,加速了李自成败亡。最终大顺一朝不过是4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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