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被恭亲王评价“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其后裔数典忘祖
作为晚清时期的大儒，翁同龢不仅是咸丰帝钦点的状元，更是同治和光绪两朝的帝师，历任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等职，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历史。不过，由于他的鼠目寸光和挟私误国，终究沦为了历史的罪人，遭到了后世的诟病。
翁同龢虽然长期身居要职，但血脉传承却显得非常凋零，至死都未有子嗣，只得将次兄翁同爵之子翁曾翰过继。不过，就是这些过继的子侄晚辈也不能让人省心，甚至在对待家国方面还不如翁同龢本人。
今天，本着尊重历史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讲述翁同龢及其子侄后代的历史故事。为了抵制抄袭和洗稿现象，本人只得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标识，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翁同龢（1830年5月——1904年7月），字叔平，号松禅，别号瓶笙、瓶庐居士和并眉居士等，江苏省常熟人，也被称为“翁常熟”。他是晚清时期成功的书法家和文学家，也是不成功的政治家，因为一系列短视之举而加速了满清的灭亡。
1830年5月19日，也就是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父亲翁心存通过科举入仕，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加授太子太保衔，是当朝显赫的高官。
四岁时，幼年的翁同龢随祖母张太夫人和母亲许氏由京师返回故乡常熟。由于天资聪慧，翁同龢与两个哥哥翁同书和翁同爵一样，都属于天生的学霸，先后都轻松考取了进士。
咸丰六年时，翁同龢更是以殿试一甲头名的成绩成为了状元，被授予了修撰之职开始苦熬资历。不过，毕竟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他在两年后就被授以了实职，任陕甘乡试副考官后随即成为了陕西学政。
随着辛酉政变的爆发，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一举推翻了顾命八大臣集团，彻底改变了咸丰皇帝临终前的政治布局。之后，共同拥立咸丰唯一的儿子载淳登基称帝，定年号“同治”。
同治元年三月，翁同龢担任了会试的同考官，之后擢升为右春坊右赞善，因为父亲翁心存过世而归乡守孝。到了同治四年，刚刚丁忧期满还不到40岁的翁同龢就被两宫太后准许在“弘德殿行走”，成为了同治帝的老师。
担任帝师期间，翁同龢的官阶不断得到晋升，先后出任詹事府右庶子、国子监祭酒、太仆寺卿和礼部侍郎等职，直至入阁成为大学士。作为老师，他对同治帝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希望可以教授出“中兴大清”的有为明君。可是，窝窝囊囊的同治除了“惧母”和“好色”以外，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功绩，更在亲政不久就身染天花驾崩了。
按照清朝的祖制，大行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的晚辈中选立皇太子继位。因此，同治皇帝载淳驾崩后，自然要选择一个“溥”字辈的作为继位之君。但是，那样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无法继续手握实权“垂帘听政”。因此，她决定不给儿子立嗣，而是把外甥爱新觉罗·载湉过继为子，相当于执行了“兄终弟及”的策略。
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年仅六岁的小皇帝依例前往毓庆宫读书。经过千挑万选，慈禧太后再次选定翁同龢担任帝师。对于这种无上荣耀，一般人都会欣喜若狂，可他却显得诚惶诚恐。据《翁同龢传》记载:
闻命感涕不觉失声。
翁同龢的惶恐并非装出来的，非常担心尚在幼年的光绪也会重蹈前任同治帝的覆辙。因此，他主动上疏请辞，声称自己“学业不精”和“德行不配”，遭到了慈禧太后的驳回。据《清史稿》记载:
凛遵前旨，毋许固辞。
于是，翁同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手了光绪帝师的工作，也就此开始了自己无限风光和无限争议的后半生。
客观的讲，翁同龢算得上是一位优秀的老师，对光绪皇帝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拂和因时而异的教育。他虽然严于治学，但并不赞同进行体罚式教学，而应该以赞美和鼓励等正面教育和引导为主。
通过几年的师生相处，光绪皇帝越来越依赖自己的翁师傅，甚至远胜于慈禧太后。据《清史稿》记载:
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所亲。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经过了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到了光绪时期国力更加的衰落。面对沙俄的无度索求，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坚决要求武力收复失地。
左宗棠“抬棺出征”，在成功击败阿古柏分裂势力后收复了乌鲁木齐以及疆南地区。不过，为了避免与沙俄直接交火，清廷还是派遣使节崇厚进行谈判，最终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伊犁条约》，立即就引起了朝野的纷争。
身兼工部尚书的翁同龢尽管痛心疾首，但还是坚持了稳妥持重之策，向慈禧太后提出:
和局不可破，战备不可缓。
在他的直接推动下，慈禧太后委任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重启边界谈判。
得益于左宗棠的武力支持，经过数轮据理力争后，清政府不仅收回了伊犁地区，而且还成功保住了新疆的大部分领土。凭借此次谏言谏策，翁同龢正式成为军机大臣并且兼管户部，从此开始走入了朝廷的中枢。
翁同龢刚刚上任之初，恰逢慈禧太后借口中法战争发动“甲申易枢”向恭亲王奕訢夺权之际。面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他迅速提出了“司农慎金谷，第一恤民饥”的主张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准许。
明治维新后，贫弱的日本迅速崛起，开始对满清帝国虎视眈眈。面对野心勃勃的日本，清政府显得手足无措，想要强力应对但却力不从心。甲午战前，翁同龢属于主战派，但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却是主和派，新仇旧恨下，二人积聚了越来越大的矛盾。
早在咸丰十一年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形成规模，恰逢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正署理安徽巡抚。他为了建功立业，执意招降皖北的悍将苗沛霖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逐渐引起了湘军首领曾国藩的不满，数次上疏表示:
苗逆狂悖，罪不容诛。翁中丞垂始则屡疏保其忠良，以贻养痛之患。
翁同书顶着压力去招降苗沛霖却被对方戏弄，导致寿州被太平军攻陷。翁同书也显得缺乏骨气和必死的决心，竟然独自逃回了京城。对此，曾国藩自然没有客气，立即向朝廷上疏进行弹劾。据《清史稿》记载:
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
大怒之下，慈禧太后将翁同书囚禁并且还判处了斩监候。惊闻这个噩耗，已经七十多岁的翁心存竟然在气急之下身亡了。
为了体恤老臣，慈禧太后赦免了翁同书的死刑，改为流放伊犁充军。不过，养尊处优惯了的翁同书还是难以忍受丧父之痛和军旅之苦，没几年就以戴罪之身病死在了新疆地区。
父兄之死皆与曾国藩的弹劾疏有关，而这封奏疏就是由李鸿章亲自执笔所为，翁同龢从此恨上了对方。由于心胸狭窄，他甚至将这种家仇放置于国恨之上，开始不分亲红皂白针对李鸿章。
洋务运动早期，翁同龢虽然深知此举有利于国家富强，但还是由于李鸿章的积极参与而坚决反对。以至于，除了倭仁等顽固派们反对洋务运动，翁同龢也成为了坚定的反对者。
为了增强国防实力，奕訢和李鸿章都奏请慈禧太后下旨编练新式水军并且得到了准许。不过，由于清廷的国库空虚，根本就无力大规模兴建海军，只好先由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以作为试点。
在慈禧太后的亲自过问下，北洋海军兴建和发展都很快，成军没几年就拥有了各类先进的战船军舰，甚至被誉为“亚洲第一”。眼见作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越来越风光，越来越得宠，翁同龢却越来越不满，屡屡在慈禧和光绪面前进谗言。
当翁同龢升任军机大臣并且分管户部后，北洋海军立即陷入了停滞状态。他不仅以国库空虚为由拒绝进行拨款，而且还通过方方面面制造矛盾，有意掣肘李鸿章和北洋海军，为甲午惨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此背景下，翁同龢不顾李鸿章的担忧，执意介入朝鲜局势并且为日本开火提供了借口。不可否认，甲午战败与国力贫弱和李鸿章怯战都有关联，但翁同龢的落井下石也同样不容忽视。
当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到京城后，曾经坚决主战的光绪和翁同龢都变得哑口无言，只有李鸿章主动承担了所有的罪责，被罢黜了所有的职务。不过，真到了两国进行谈判之时，叽叽喳喳的满朝文武又都畏缩不前，还得继续安排李鸿章远赴日本的马关。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果然就成为了众矢之的，被骂作是卖国求荣和数典忘祖的败类。其中，骂得最高声和最欢实的自然是翁同龢，他将李鸿章批得一无是处，批得惨不忍睹，一点儿都不客观和公允。
在翁同龢的煽动蛊惑下，在京参考的举子们不仅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而且还将其视为开明进步的大儒。甚至于，他还被维新派们赞誉为“维新第一导师”，就连变法的纲领《定国是诏》都是由其亲自执笔的。
伴随着维新思想的不断宣传，翁同龢终于发觉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变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虚君共和”，是为了“削弱君权”。于是，他转而开始进行观望，甚至还在暗中进行阻挠。
一连串的事件，终于使得光绪皇帝认清了翁同龢的真实面目，认清了这个沽名钓誉的真小人。加之，恭亲王在临终前再三告诫他不能重用此人，否则将会“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1898年6月15日，就在戊戌变法刚刚铺开之际，翁同龢就被光绪帝以“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罢职归乡了。据《国朝事略》记载：
二十四年夏，今上严责中外诸臣实行新政，革翁同龢职，逐回原籍。
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误以为翁同龢是因为支持维新变法而触怒慈禧太后才被罢免的。事实上，慈禧太后在变法之初并没有出手阻拦，当时的光绪皇帝尚有实权而非受到慈禧太后的压力。
接到旨意后，翁同龢当即就失声痛哭起来，不过并没有立即启程返乡，反而以“磕头谢恩”为由入宫求见光绪帝求饶。可是，已经彻底失望的光绪丝毫没有转圜之意，他终于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904年，始终郁郁寡欢的翁同龢终于在江苏常熟病逝。临终前，这位两朝帝师还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
由此不难看出，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翁同龢也没有丝毫的反省之意，依然还在为自己“遭遇不公”而愤愤不平。看来，他不能成为像曾国藩和李鸿章那样的肱股之臣，格局显然不够。
翁同龢虽然在人前风光无限，人后却有些落寂，始终没有子嗣留存，只好将次兄翁同爵的儿子翁曾翰过继。结果，过继过来的翁曾翰也不是多子多福之人，翁同龢这一支又断了。
到了1920年，翁同爵为了延续弟弟翁同龢的香火，只好将自己两岁的孙子翁万戈过继给翁安孙为子，相当于是嫡传的第五世孙。
虽然翁同龢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他在诗文和绘画方面却极具造诣。加之，平时也喜欢收藏各种各样的文物，另有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屡屡赏赐，家中自然积攒了不少的古董和文物。
翁万戈被过继后，自然继承了翁同龢的家业和收藏，成了一名妥妥的隐形富豪。1936年，他成功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就读，开始越来越西化。
到了1938年，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和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翁万戈却没有像广大爱国青年一样投身革命，反而远渡重洋躲到了美国去普渡大学读书。在获得机电工程硕士学位后，他又转入威思康辛大学美术系学习油画，过着“怡然自得”的惬意生活。
中国打完了抗日战争，又开始了解放战争，翁万戈却选择置身事外。眼见国民党的败退之势已经非常明显，他终于决心回国，不过却是为了私运翁家的珍贵文物到美国。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翁万戈将大批的中国文物都运抵美国纽约，一直存放在私库中长达数十年之久。此后，他选择在美国定居并且还加入了美国国籍，漠不关心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时局，一心一意扮演着所谓的“文化使者”。
翁万戈长期进行中国文化的宣传工作，参与和投资拍摄了数十部文化纪录片，其中的《中国佛教》一片更是在1973年亚特兰大国际电影节获得金奖。退休后，他精心挑选了一个好地方建成“莱溪居”艺术品珍藏馆，专门保存那些被私运到美国的珍贵文物。
2008年，经过中国政府的数次接洽，已经90岁高龄的翁万戈同意将其收藏的80种总计542册宋元明清珍稀古籍善本书转让给上海图书馆。不过，这并不属于爱国捐赠行为，而是收取了480万美元的转让费。
到了2018年，已经100岁的翁万戈却将横跨了13个世纪和5个朝代包含《长江万里图卷》在内的183件珍贵文物都无偿捐赠给了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这次捐赠，成为中国历史上文物公开流失最严重的一次，立即引起了国内的轩然大波，纷纷抨击这种行为是“卖国”和“叛国”。
面对无数中国人的义愤填膺，翁氏家族却表示文化没有国界，传承和延续都应该超越国家的界限。翁万戈甚至还淡淡地表示:
我捐的便是捐了，任他人如何评说，我是不会在意的。
对于翁万戈的这种捐赠行为，您持何种看法呢？文史不假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