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为何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非政见不同，其实是一场骗局
一、
司马光由于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历史，所以他的志向在编修史书，而非政治。
在22岁那年，司马光就中了进士，开始步入了仕途，但没多久父母便先后离世了，按照规定他只得辞官回去守丧。在这段时间里，他充分了解了底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读了很多的史书，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和时间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总结，为日后编撰《资治通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064年，他还修成了《历年图》一书，献给了宋英宗，这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两年后，他又撰成了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进献给了宋英宗，英宗看后很满意，让他继续写下去。
由此可见，司马光虽在官场，可主要精力却并非政治，而是著书立说。可问题来了，要完成历史方面的鸿篇巨制，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才行啊，在官场各种斗争和应酬，搞不定啊，但他没有放弃，一直在等待机会。
二、
1076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即位。此时，王安石被调进了中央任翰林学士，从此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二人经常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虽说二人在闲谈时也有过争执，但都无伤大雅，最终一笑了之。
同年冬天，宋神宗率众祭天，按照祖制，完事儿之后要遍赐金帛，可由于常年的自然灾害，国库空虚，于是宰相就此举可以免了。当时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在场，司马光是赞成宰相的说法的，可王安石却不同意，说：“现在国家财政不足，并非奢靡导致的，而是不善理财的结果”。
在平时与王安石的闲聊中，司马光就知道他有变法图强的志向，所以司马光知道他的话中是有话的。
而司马光在研究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历朝的变法几乎无不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尤其是离他们最近的前辈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折腾几天就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对王安石变法，害怕他重蹈覆辙，身败名裂。
此时，耿直的王安石见司马光当面驳斥自己，便与往常一样，争吵了起来。不过有皇帝在场，所以很快就被制止了。
三、
争辩不久后，王安石很快就向宋神宗递交了一份资料，指出变法图强的迫切。年轻的宋神宗也看到了国家财政的空虚，政治的腐败，军事的孱弱，早就想振作一番。所以当他看到王安石的这份奏折时，可谓欣喜若狂，直接召他进宫委以重任。
后司马光虽多番劝谏，却丝毫动摇不了君臣二人变法的决心，于是也慢慢的就死心了，因为他本身也并不怎么热衷于政治。
1070年，一直等待机会的司马光认为此时正是最佳时机，他要完成他的历史巨著，于是就向皇帝提出允许他离开京城。宋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调他去了西安。次年，他又申请到洛阳任了一个闲官，这为他著书立作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不久后，他又申请将书局搬到洛阳，同时还让范祖禹、刘攽（bān）等人做他的助手。与此同时，司马光还在洛阳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所“独乐园”，从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开始专心地编撰史书。
四、
官场中的争斗历来都是你死我活的，可司马光却主动提出请求离开京城，在洛阳一待就是15年。在这15年时间里，他不问政治，安心著书，这就充分说明了他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如果他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与王安石是政敌，那断是不会做出以上举动的。你走你的通天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司马光只是把反对王安石变法当做一个幌子，实际上是想完成他的著作。
他骗了宋神宗，也骗了后人。
一方面，他要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那就是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又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日常开支，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因此保留了一官半职。
司马光一举两得，何等的聪明？
司马光为《资治通鉴》耗费了近三十年的心血。试问，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所以说他是用毕生精力去编修史书也不为过，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对政治的淡泊。
五、
由于司马光把毕生精力都花在了编修史书上，所以其政治生涯并不怎么出彩，留给后人记忆的怕就只有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未必就是坏事，如果真让他终身混迹官场，是否还能编撰出《资治通鉴》这样的传世巨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