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官员贪污腐败，光杀一儆百根本行不通，不信看朱元璋就知道了
由此可见，它的诞生绝不是偶然，有时代的影响，也有朱元璋个人的烙印。
明朝建立之初，社会动荡，刚刚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争，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片百废待兴的景象。为了尽快稳固政权，恢复国家各地的生产秩序，朱元璋以无情的大规模屠杀、严苛的法令和严酷的刑罚，来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地方豪强。之所以采取如此铁血的手段，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朱元璋决定吸取元朝末年贪官污吏横行、官员欺上瞒下争权夺势，最终，导致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
另一方面则是朱元璋早年的要饭经历，让他对造成贫民百姓流离失所的贪官无比痛恨。
因此，在对待贪官污吏这一问题上，他就显得尤为强硬，手段也是更加残忍、严酷。并且，他是为此制定了一套可行的反贪机制，虽然说，这一机制没有起到本应该起到的作用，但是，总归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肃清了吏治，打击了贪污腐败势力，为明朝后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这套机制大多以预防、威慑为主。
例如：他大力推行教化政策，希望将勤政廉洁的思想渗透到管理者的思想之中。在他看来，“设官为民，而非病民”，“居官宜恤民，不可劳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这就是他认为的为官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即：“勤政爱民、廉洁自律。”
除此之外，他还意识到：如果真正想要组成一支清正廉洁、遵纪守法的官僚队伍，一定要在选拔官员的时候认真审查，同时，还要加强对官员的考察监督。为此，他在选拔官员时，奉行“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原则，这一点他深有体会，如果不是他手下有一群出类拔萃的大臣，他绝没有可能建立大明朝。
而且，对于官员的考察监督主要包括“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个方面，其中，“贪”放在了第一位。可见，朱元璋对此的重视程度。当然，有惩治便有奖励，对于那些真正勤政廉洁的官员，朱元璋的奖励力度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愿意破格提拔，赐其爵位。
另外，朱元璋还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检察网，完善了中央、地方的监察体制，充分发挥了民众的监督作用。在中央，他设立了督察院，总揽监察事务；任命十二道监察御史，监察百官，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督察院的官员都在他们监察的范围之内；设置六科给事中一职，对六部的任务实际执行情况监督。
在地方，他设置了提刑按察司，对地方官员进行全面的监督。而且，还设立了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使地方官员时刻保持警惕，以减少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因为，出身底层的朱元璋非常明白：无论是朝廷命官还是地方官员，在违法乱纪之后，一定会官官相护。如果出了事情，很难查出真相，即使查出真相，也要耗费很大的成本，但是，他们的这一系列行径，底层受害者一定非常清楚。
因此，他认为：畅通民众监督的渠道尤为重要。为此，实行了民告官的制度，给予百姓监督权，并在法律上给予他们保护。而且，谏言会以保密的形式送到朱元璋手中，以防告官者被打击报复。
以上诸多措施，都是朱元璋构建反贪机制系统的一部分，哪怕在今天也可以说是十分先进、高效。
而实际上，朱元璋还颁布了许多奇特有效的小规定，同样在反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其中最奇葩的应该是朱元璋禁止地方官员与当地百姓联姻，即：强行规定“兔子不吃窝边草”，地方官员绝不可以娶当地女人，不管是做大还是做妾都被严厉禁止。
当然，这条禁令也有一定的科学根据。
首先，当官员和当地女人有了姻亲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做出一些对女方或者对女方家族有利的决定，更为严重的为官者若失去本心，很容易与当地家族沆瀣一气，充当地方豪强地保护伞；
其次，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无论是调查取证还是惩治贪官、打击豪强都会耗费国家巨大的代价。因此，朱元璋觉得：“既然地方官员与当地女人结合的后患如此之大，还不如从源头上规避这种风险。”
此外，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朱元璋借鉴历朝历代的做法，规定：官员不得在其家乡执政，必须流动起来，以防地方官员为了利益与地方豪强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其效果非常显著。
然而，这个世界上总少不了一些违纪乱法之人，总想试探一下朝廷的底线，体会一下偷偷摸摸的刺激感。
如：曹雪芹笔下的苏州知府贾雨村，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当年梦寐以求的风尘知己娇杏娶回家做老婆。娇杏大概是曹雪芹笔下最幸运的一个女子，就因为当年回头看了贾雨村一眼，便被贾雨村娶回了家，最后，更是做到了一品诰命夫人。
但是，这终归是艺术作品，在现实中，很少有官员会不顾自己的前程，娶一个当地女子为妻，哪怕是知己也不行，代价太大。而且，朱元璋规定：凡府州县亲民官，任内娶部民妇女为妻妾者，杖八十……女家与主婚人并同罪，妻妾仍两离之。女给亲，财礼入官。
意思就是说：违背此条令者，夫妻双方都要受到惩罚，不但没收了你的彩礼钱，还不许你们在一起，甚至，要各打八十大板。要知道，在古代打了八十大板之后，运气不好的半条命都没了，如果，与执行者不熟的话，被打死都有可能。
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娶当地女子，哪怕真的喜欢，也不敢大张旗鼓，只会偷偷摸摸，小心翼翼地行事。
除此之外，朱元璋颁布的另一个有意思的规定，便是：为官者不得在执政的地方购置房产。
大明律法中明文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看看买了房子之后，不但要充公，而且，连乌纱帽都保不住。这样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朝廷调查贪官的难度。自古以来，最难以查清的便是贪官的不动产，偏偏这一部分价值巨大，也是贪官污吏谋取利益最常用的方式。因此，这样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贪官污吏的违法行为。
而且，事实上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甚至，在清朝时期，军队的官员都不允许在地方购置房产。其实，朱元璋一系列动作看似高效严厉，但是，他却忘记了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便是封建的剥削制度。只要这一制度一日不除，他就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治理贪污腐败。因此，尽管朱元璋重典惩贪，但还是不可能真正清除贪赃枉法这一顽疾。
也因此，朱元璋在晚年曾说道：“法出而奸生，令出而诈起”，“我欲除贪官污吏，去奈何朝杀而暮犯”。
可见，“法治”比“法制”更有市场，人伦关系远胜于法律的规范。
在人治的社会，权力是攫取物质财富最为便捷最为有效的通道和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的多少，与个人的权力成正比。所以，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下，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一官半职的官员很难出污泥而不染，贪污受贿在所难免，明初的官员也不例外。
此外，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制度，腐败都是久治难愈的顽疾，所以，朱元璋反贪未取得预期效果也是情有可原的。
参考资料：
【《明史·太祖本纪》、《明史纪事本末》、《朱元璋重典惩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