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故事围绕着蜀汉情报部门司闻曹这条明线与蜀汉朝廷这条暗线,两条线的主要矛盾都由内部的路线、策略之争引起,朝廷之争下沉进入司闻曹,司闻曹反制改变了朝廷之争。
司闻曹靖安司的荀诩是个正直而坚韧的小伙,他是做对内工作的,“反邪教、抓内奸”,他对魏国间谍的态度是坚定的清零派,总是要一查到底见一个抓一个。潜伏的魏谍很多,所以他的戏份也很多。但荀诩的上级们因为两个原因主张与魏谍共存,一是可以利用他们对魏国进行反间,二是必要时与他们做交易,利用他们来进行国内的工作。
当同事是魏谍、好兄弟是魏谍、喜欢的姑娘是魏谍、上司、上司的上司也是魏谍的时候,荀诩三观尽碎感情受到极大伤害小心脏受不了。后来他被派去东吴建立情报网,那个时候他应该会明白,共存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我们略去荀诩,主要谈朝廷里的诸葛亮和李严之争。
刘备驾崩于白帝城前,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这两位也就是所谓“托孤之臣”。李严这人爱搞事情,同事、下属对他的评价都不太好。但刘备让他和诸葛亮一起辅佐刘禅,是有节制诸葛亮的意思。朝中一人独大,可能会危害弱主,以及因一人的专制独裁对国家造成危害,有各方力量互相牵制平衡才是久安之道。
但李严显然无法和诸葛亮抗衡,更遑论节制。朝中文武大都是诸葛亮带出来的,战功赫赫;李严呢,只有狐忠一人长期相随,履历也说不上太耀眼。并且诸葛亮事必躬亲,兼任蜀国军事、经济、外交、司法、情报、文书账目、餐饮制作、武器研发等小组的组长,“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李严名为朝中二把手,却不得不沦为执行层,是名副其实的“弱李”。
蜀国的国策是“兴复汉室”,当杨长史、冯膺们做着出卖情报、让蜀国将士无辜牺牲之时都要讲一句这个口号,杨长史威逼陈恭刺杀好兄弟荀诩时也是假此之名。其实这个口号到了天下三分之时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了,汉室早已经没有了,人们也不再怀念,司闻曹这帮人喊这个口号时,自己都觉得心虚。
兴复汉室是目标,但在策略上,诸葛亮和李严发生了分歧。诸葛亮主张北伐攻魏,李严主张东进攻吴。考虑到他们影响力的不对等,李严的东进方案肯定通不过,他主要诉求是阻止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他的理由是:
“前次街亭之失,犹如目前。这次丞相在朝中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倾全国之力与曹魏决战。败则损兵折将,国力虚掷;就算他万一侥幸赢了,那更是旷日持久,劳师糜饷,以目前两川之人力物力,守住先帝之基业已感捉襟见肘,如此穷兵黩武,非我大汉之福。”
这不是李严一个人的意见。诸葛亮在成都召集文武大臣商议二次北伐,武将魏延、邓芝跃跃欲试,但文臣、本地势力是持反对意见的。
太史谯周首先以观星术来阻止:昨夜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长史蒋琬讲国力:平定南蛮消耗了相当国力,连连征战恐非治国之策。
蜀国在人口、经济、士兵数量上大大落后于魏国。蜀国人口90万,士兵10万,魏国人口500万,士兵50万。在《出师表》中诸葛亮也深知“益州疲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但他给出的应对措施却是在强弱对比如此明显的情况下继续发动战争。
诸葛亮曾自比管仲乐毅,在军事结果上他可能还要超过这两人,但在为相治国上,他和管仲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管仲以安民富国为根本,他认为要先让百姓富裕起来,大兴改革富国强兵,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另有范蠡辅佐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让勾践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管仲范蠡,都是先发展经济,再兴兵伐之事。
诸葛亮在民贫国弱之际频繁征战,他说服团队的理由是:战争胜负不在兵之多寡,也不在于国力之强弱,而在于主帅之决策。“诸位,要以此为戒啊!”诸葛亮对文武大臣语重心长地叮嘱后,大家点头称是。
诸葛亮出山以来,所行之事大都是在作死的边缘不断试探,大都侥幸获胜,这让他对自己的计谋自信到狂妄的地步。一再的冒险获胜,让诸葛亮及其团队认为这是蜀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别人学不来是他们在逆行,但我们蜀国一定要坚持兴复汉室的方针不动摇,不顾一切代价,全国一盘棋“应战尽战”。
墨菲定律说,如果事情有导致灾难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有多少,它总会发生。
反对北伐的人中,谯周是个书生,蒋琬是诸葛亮的副手,能够阻止诸葛亮继续冒险、让国家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的,只有李严。
并且,刘禅悄悄给李严“衣带诏”,让他节制诸葛亮,这让李严决定采取行动。但他是“弱李”,除了狐忠没几个兵,他拉来冯膺、陈恭、和马岱,但他们都是诸葛亮的人,冯膺给了出了私通曹魏、假借东吴、延误运粮的毒计,目的是置他于死地,为诸葛亮去除政敌。
“弱李”最终反击失败,身败名裂,蜀汉最后转舵的机会也没了。连连北伐的蜀国,民有菜色生灵涂炭,纵有诸葛连施妙计,姜维奋力支撑,最终被邓艾攻入成都,蜀汉不可避免地灭亡。
两千年来,人们多感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诸葛亮,嘲笑乐不思蜀的刘禅,对十室九空的蜀国百姓漠不关心,而李严,成了一个小丑。
如果诸葛亮能够听劝、如果冯膺等以国家百姓为重、如果李严用正当的手段联合朝中大臣和本地氏族据理力争,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