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处长认为应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来看。
消极的方面归纳概括起来有“辫子戏”、“僵尸服”和奴性精神。具体临床表现如下：
自1644年清朝入关后，满清统治者在平大顺、灭大西、荡南明等方面取得了一连串辉煌的军事胜利，不到短短两年时间里，大顺、大西、南明兵败如山倒，清睿亲王多尔衮，由此作出了“汉地无人矣”的误判。
清廷在这种自大傲慢情绪的感染，很快作出了“剃发易服”的决定，多尔衮甚至给江南前线总指挥多铎下达“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的强制命令，紧接着，清廷又下达了“十日之内须薙发，违者杀无赦”的血腥指令。
于是，在民间就流传开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俗语，在这种彻底践踏民族感情和衣冠文化的残暴行政强制命令的开路下，满人的剃头匠们挑着担子配合清军沿街大肆抓捕留有明朝衣冠的汉族士人，逮着一个强行剃头，稍有忤逆当街斩杀。
也就是由于清廷不得民心的暴政举措完全激化了本已归附的汉地百姓，大量汉族士绅和明朝遗民纷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高呼“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清廷业已征服的地区的人民再度拿起了手里的武器，纷纷驱逐斩杀满清任命的地方官员。
汉地多省爆发了激烈抵制“剃发衣服”的武装起义，清廷在投降汉奸的带领下采取了血腥的武力镇压，结果酿成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等等系列人间惨剧。
而引发多尔衮决心强推“剃发易服”的汉奸孙之獬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做过明朝22年臣子的孙之獬，由于在满清入关初期刻意奉承讨好满清统治者，于是率先带头主动剃发易服，清廷见孙之獬“忠心可嘉”，将在明朝官场混得不如意的孙之獬任命为礼部侍郎。
孙之獬此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奸邪小人，清朝入关初期并未强制推行剃发易服的诏令，汉族大臣可保持明朝衣冠发饰继续留任清朝，而上朝时，汉族大臣与满族大臣分列殿堂两班，孙之獬由于此时已剃发易服，站在满人的行列，满人以“非我族类”招致驱逐，站在汉臣班列，汉人又以“汉人无此衣冠”轰走。
落得里外不是人的孙之獬愤恨不已，于是，向多尔衮进谗言曰：“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而此时的多尔衮见大顺、大西和南明已被清军打得落花流水，便趁此机会发布了“剃发易服”的强制命令，由此也引发了后续汉地多省的强烈反抗。
但俗话说“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顺治三年秋，凭借着出卖民族文化感情和踏着汉族百姓累累白骨登科上位的孙之獬衣锦还乡荣归山东老家淄川时，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恰好攻入淄川城内，孙之獬成为了“剃发易服”的罪魁祸首被农民起义军五花大绑押赴街市，深受剃发易服荼毒的汉族百姓将孙之獬光亮油滴的脑壳用铁钉钻出了一个个小孔，然后将兽毛一绺绺插入了小孔里，血水顺着毛发汩汩的滴了下来，孙之獬痛苦万状地爆发了撕心裂肺的哭嚎，当地百姓又用针线缝上了他的嘴巴，然后又使用利刃活生生的肢解了孙之獬，孙之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四肢被卸掉而变成“人彘”，可以说一代汉奸孙之獬至此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
清朝统治者征服华夏大地后，为了实施愚民政策，彻底敲碎汉族士人骨气中的那份清高，满清250年的时间里，始终奉行高压态势的“文字狱”政策，但凡学者士人的文章字句中有稍微那么点捕风捉影、暗含讽刺清廷的意味的一律予以凌迟处死。
而根据《清代文字狱档》和《清朝文字狱》等相关史料文献考证，终清一朝，文字狱记录在案的高达180起，有着“康乾盛世”之称的满清140年的“黄金时代”，其文字狱的规模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朝的文字狱变态到了什么程度呢？处长就给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投降满清后，由于其文章中有句“将明之才”，顺治帝阅毕后认为张缙彦诡谲暧昧难以解释，于是以大逆不道之罪将其处斩。
刨除这种莫名其妙人头落地的黑色幽默，最让后世名动乡里的那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人徐骏就因为这句诗词惨遭凌迟处死。徐骏是雍正朝的翰林学士，其父乃康熙朝的刑部侍郎，照理说，这么个官宦世家却最终也没能逃脱文字狱的深渊。
徐骏是怎么样落入文字狱的大坑的呢？根据《清稗类钞·狱讼类八》载：“世宗尝微服游于市，就一书肆翻阅书籍，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一书生见状，即高吟曰：“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世宗以为讥讽也，旋下诏杀之。”
什么意思呢？一次，雍正皇帝微服私访，恰好一阵清风将书页上下翻动，旁边一个书生随口吟诵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呢？雍正皇帝闻言当即将此人凌迟处死，这个人是谁？也就是我们刀下亡魂徐骏同志了。
当然《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对研究清朝人文风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是正史，究竟有无此事尚未可考，但由“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而引发的“徐骏案”却有其事，这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字狱的肆虐成风。
也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后采取“剃发易服”和“文字狱”等残酷的压迫政策，汉族衣冠文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汉家士人骨子里的那种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在满清统治者钢刀铁蹄的摧残下毁坏殆尽。可以说在满清统治者276年的残暴统治下，汉民族的精英几乎被屠戮殆尽，留下的尽是些“万马齐喑”的书呆子，而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入北京城的那刻，大量的老百姓纷纷给洋人充当后勤民夫时，西方列强震惊之余困惑不已，时有识之士感慨曰：“国不知有民，而民亦不知有国”。
时光经过一百余年的洗礼进入到现代，当以辫子戏和满清服饰为代表的清宫古装剧充斥荧屏时，人们似乎早已忘却了百年前汉族文化连肉带骨被“寸桀”肢解的文明之殇，留下的徒具空壳最终成为了埋葬了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滥觞。
积极的方面有：疆域、民族和人口
客观来说，清朝纵有万般令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污点，但有三个事实也是清朝不容抹杀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广袤的领土、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和庞大的人口基数。
自1644年满清入关以来，满清统治者始终没能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从入关伊始的平大顺、灭大西、荡南明，到后来康雍乾的逐沙俄、收台湾、灭准噶尔再到此后的晚清与西方列强的打打和和，晚清虽在后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启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屈辱历程，但实事求是的来说，在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清王朝的疆域领土一度达到了1316万平方公里，相比较于汉唐时期周边番国部落的羁縻政策的名义统治，清朝对蒙古、西藏和新疆却是实打实地行政控制，可以说现代的西藏、新疆归入中华一统，很大的功劳毋庸置疑来源于清朝的强力控制和同化政策，而漠北蒙古问题的彻底解决也不得不佩服清朝皇帝过硬的“太极”功底。
首先是长久困扰汉族封建王朝的头痛问题---漠北游牧民族，对于这个问题历代汉族王朝都没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始终成为悬在汉人王朝头顶上的达摩利斯之剑，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清朝的皇帝是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呢？可以说，清朝能有效解决蒙古问题既有天时也有地利更有人和等因素。清朝入关不久后的1660年，沙俄支持的准噶尔汗国逐渐强势崛起，其部族首领准噶尔丹汗，妄图恢复祖上也先掳掠大明皇帝的传奇再度饮马中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蒙古三大部落遭遇了西面准噶尔汗国凌厉的打击和北面沙皇俄国的巨大军事压力，喀尔喀部大有倾巢覆卵的危机，由于当时的清朝统治者笃信佛教，且康熙皇帝与库伦活佛的私交甚笃，于是，喀尔喀三大部在库伦活佛的提议下纷纷归附清朝。
清朝统治者拿下外蒙后，通过皇室联姻、设置盟旗和宗教笼络等方式从根源上杜绝了外蒙再度崛起的可能性，同时，乾隆皇帝在外蒙设立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将军以驻军的方式将外蒙彻底纳入了清王朝的版图范围。
而对于西藏问题，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三个方式确保清王朝对藏区的实际控制力。西藏自古历来都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地区，可以说宗教文化渗透到藏民的生老病死，单单以世俗化政权来进行对西藏的管辖肯定无法达成预期的效果，因此，清廷对西藏宗教领袖分别授予“达赖”和“班禅”的封号，让二者互相牵制，同时，为了调和藏区宗教继承人问题，清朝皇帝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即在遭遇多个灵童转世时，以抽签的方式来解决宗教领袖的继承问题。除了宗教层面的名义笼络，清朝还采取直接派驻驻藏大臣与清廷册封的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西藏在清政府多把“软刀子”的操作下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员。
对于清王朝而言，要说最大的历史功绩，我认为还是收复新疆。新疆古称西域，位于古丝绸之了的交通要道上，汉朝在此置有西域都护府，唐朝亦设有安西都护府，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大唐帝国的势力急剧衰落后，西域于公元790年落入吐蕃之手后几经易主，直到1757年，大清王朝挫败准噶尔叛乱，乾隆皇帝以“故土新归”之意再度将新疆揽入怀中，中原王朝彻底实现对新疆的控制，而到此时，新疆犹如游子离开母亲的怀抱已长达900余年，可以说，没有清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新疆至今都难以有效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因此，总体而言，蒙古、新疆、西藏问题的完美解决奠定了日后中华民族版图的基础，而清王朝在其中的汗马功劳可谓绝不亚于前朝历代的伟大历史功业。
疆域的极大扩展也构成了民族种群的繁盛，终清一朝，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了以满、汉、蒙、回、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溥仪也在《清帝逊位诏书》中曰：“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可见满清承认了多民族共治的基本原则。
而“中华民族”一词也发端于1902年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通过该文系统的阐述的“中华民族”包罗万象的丰富含义，并首度将各个民族统一在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旗帜之下，从此各个民族有了齐心向前的强大号召，中华民族就是一股强有力的纽带将各个民族统置于内，这种无论是实体民族的形成还是具有非凡意义口号的提出，清帝国无疑是核心缔造人。
也正是由于伴随着疆域的扩张和民族成分的繁盛，国家在康雍乾祖孙三代励精图治的治理下，经济得到了极大繁荣和发展，社会逐渐呈现海晏河清的景象，因此，自康熙朝以来“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成为清朝统治者治下的惠民政策，而到了雍正年间，变态工作狂雍正皇帝秉承了康熙皇帝的理念后，颁布了“摊丁入亩”的法令，自此，中国封建社会彻底终结了“人头税”这个千百年以来的税收政策。
“摊丁入亩”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千百年来封建王朝税费制度的伟大变革，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多数生活于中产阶层以下的贫苦老百姓再也不用为生多生育人口而不得不多交纳一份税费而忧心，只要你没有土地你就不需要交纳税费，相应的，配套“摊丁入亩”等惠民政策的颁布，明朝末年红薯的大量引进和种植也解决了粮食不足这一严重困扰封建社会贫苦大众的生存问题。
由于红薯这种农作物的种植并不需要严苛的气候、土壤和水源等条件限制，且红薯的种植简单、产量高、易于解决温饱等先天优势，故此，清朝年间人口由明朝末年的1.5亿迅猛增长到了4亿人，而清朝也成为历朝历代人口最多的朝代。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也就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就了在其276年的统治时间里，疆域、民族和人口增量得到了飞速的提升，这也是后世为何津津乐道康乾盛世的缘由所在。
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想来看，大清王朝在这276年的统治期限里，既有极为黑暗的猛料让后世嗤之以鼻，也有奠定子孙万代疆域、民族和人口值得圈点称道之处。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代文字狱档》、《清稗类钞》、《清帝逊位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