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家族是三国最大的赢家，为何到了晋朝就成了败家？
首先，明确判断标准。
假定一个场景，一个美女站在面前，正常男性（包括俺哈）都会对高矮、美丑和身材等等产生一个基本判断，因为每个男性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在。同样，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标准不一样，结论自然不同。我这里基于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大自然里，任何一个群居种群的首领都要经过竞争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不过更加复杂。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创立者都是经过战争的洗礼，但是，获胜者未必一定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司马氏最典型。判断的标准就在是否推定了生产力的发展，缓和和缓解了阶级矛盾。
尽管“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司马懿能超越阶级和时代吗？这几乎不可能或者说完全不可能！司马氏会一直赢吗？
现实是最好的证明。成为首领的过程，无疑，具有偶然性，比如当事人的寿命、当事人儿子的寿命和数量等等。有的历史人物赢得了一时，却失去了长远。这就说明，要好好剖析，以唯物史观的标准来检验，到底问题在哪？
其次，透视司马氏。
司马氏，河内司马氏是典型的豪族。豪族的产生，是各种社会因素（当然也包括自然）综合作用的产物。豪族本身本无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已经300/400年了。特别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价值观、以通婚为纽带、以举孝廉为阶梯、以宗族的形式，牢牢地占据和保持了包括声望、财务和权力在内的几乎全部社会资源，堡垒一般坚不可摧，混凝土般凝固。王莽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被推翻。刘秀与他们为伍，就统一了天下，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东汉的坞堡，豪强大族居于其内。说明这个阶层已经用自我封闭的方式，与社会发展脱节了。
可问题是，社会基础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便是西汉中期，因豪强大族对社会资源特别是土地（当时财富的最主要来源）的无限侵夺就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如董仲舒所言，已经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了西汉末年，《汉书-成帝纪》中有这样的表述：
“今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含冤失职者众。”
诚然，西汉末年的农民战争起到了某种重新洗牌的效果。可是他们很快又重新恢复和站立起来了。他们勾结地方官员瞒报土地和人口，如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因为度田不实，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等十余人被下狱而死。学者李剑农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稿》中，就认为“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东汉）世家豪族所萌附的私家佃，也要数倍于州县编户。
触目惊心吧？
河内司马氏是典型的豪族，他们，能完成自我革命、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吗？
你说呢？！
再次，西晋怪现状。
说司马氏开历史倒车，第一个例证就是恢复封建制。司马炎前脚统一天下，后脚就罢“州郡兵”，而分封诸王。想想，之前谁干过类似的事？项羽啊！那个几乎是先秦旧贵族的“活化石”的项羽啊！
嫡长子继承制之下，一个白痴能成为皇帝，原因只在于他的母族过于强大。
第二个例证就是痴呆皇帝，那个“何不食肉糜”的痴呆皇帝。一个天下人无人不晓的痴呆，能成为皇帝说明了什么？嫡长子继承制，子以母贵。母呢？母以族贵。可见，豪强大族对权力的垄断到了何等程度？
第三个例证就是清谈误国。到了西晋，崇尚玄虚、耻于实务，居然成了整个上层的风尚。亡国之臣王衍最典型。正如晋代断代史《晋阳秋》云：
“夷甫（指王衍）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虚浮，不止于此。”
这位王衍出身士族、“少有奇才美貌，明悟如神，名动当世”，做过北军中侯、中领军和尚书令。可是他身居高位后，却不认真考虑国家的治理，整日以谈玄言、老庄为事，以求保全。西晋灭亡，他上述被墙头压死前的片刻遗言视为深刻教训的总结，更为恰当吧。
所谓“五胡乱华亡西晋”，是需要重新审视和澄清的。难道“胡”与“华”是主要原因？请君不妨多问几个问号？
第四个例证就是斗富。
在西晋，清谈玄虚都不能满足上层的胃口，居然无聊到了斗富的程度。石崇王恺的历史事件，我这里就不重复了。大家如果对此想“脑爽”一下，可自行查阅哈。可更大的问题，一是大臣劝谏，晋武帝，就是那个刚刚统一天下的司马炎居然无动于衷。二是巨大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呢？搜刮加打劫，以权力的手段来打劫。以参与斗富的石崇为例，王隐《晋书》所载，他在荆州时“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
可怕吧？上层用杀人越货的方式积累财富，皇帝还不管不问，请问这说明什么？
石王斗富。可怕的是这不是孤立。类似的场景在西晋居然有很多很多。如果能让西晋继续存在，还有天吗？
综上，豪族出身的司马氏丝毫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反而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破坏者和阻碍。他们是这样做的，西晋不快速灭亡，还有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