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在协助李唐治国时期，思想主线为何以居安思危为主？

在魏徵的治国思想中，“居安思危”是一条贯穿前后的思想主线，具有鲜明的史学特征和现实意义。“居安思危”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具备忧患意识，常思常虑，做好最坏的打算。

这种思想鲜明体现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维特征，安不忘危，乐不忘忧，时常警醒，以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魏徵家事儒学，其“居安思危”思想正是从此承继而来，并运用于初唐时期的政治实践中，时时提醒唐太宗安稳的国家来之不易。

（一）以史为鉴

贞观十二年（646），唐太宗与魏徵有一场著名的政治讨论，即“创业与守文孰难”。在讨论中，魏徵坚持认为“守文”难。在他的观点中，创业起于贫困，百死一生，虽然颇多曲折坎坷，但比起守文仍不算艰难。

守文是使人处在安逸放松的环境中依旧要保持警惕清醒，这对人的生理心理都是巨大的考验。

从守文难的角度出发，统治者应当保持忧患意识即“居安思危”。唐太宗贞观时期，唐朝立国日短，贞观君臣多数经历过隋末大乱，亲眼目睹隋炀帝残暴荒淫的统治手段，魏徵亦不例外。

他在青年时期既经历隋文帝开皇之治，又亲睹隋末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这造成他在日后从政过程中经常以隋朝为鉴，力避再出现类似情况。

魏徵在《论时政疏》中整篇讨论隋亡的原因，隋炀帝个人生活奢靡无度，君臣百姓缺乏国家建设的热情，“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析”，最后导致互相猜忌，隋朝灭亡。并提出“若能鉴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甚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理”的想法，把隋亡的历史事实当做治国的一面镜子，常思常省。

“隋亡”是魏徵奏疏文中经常出现的话题，《论时政疏》第三疏中亦有“然隋氏以富强而丧拜，……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多次总结隋亡的教训。魏徵认为隋朝之所以亡国就在于隋朝的统治者不懂得“居安思危”，一味沉浸在享乐之中，最终导致国家败亡。

而其之所以一直强调隋朝灭亡的原因是基于以古照今、以史为鉴的想法，“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隋朝灭亡就在眼前，是贞观君臣的亲身经历，更具警示作用，以此提醒唐太宗多反省治国理政的不足之处，不能只满足眼前的成就。魏徵不仅在上疏中多次向唐太宗论述隋亡的原因，在与唐太宗的日常问答中，他也多次以隋朝为鉴劝说唐太宗。

唐太宗身为帝王，在位期间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祭祀天地是帝王传统，代表着“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意在粉饰帝王的神圣光辉。但唐朝此时享国日短，社会经济仍处于恢复发展阶段，尤其国家元气大伤之后难以恢复，此时并非封禅的有利时期。

况且贞观初年，国内仍存在大量荒地贫民，封禅时不免要宴请诸国，国力不胜，无法支持对附属国的封赏。

引戎狄入边又有示弱之嫌，劳动百姓，容易生怨。而国库即使丰富，也不应浪费在封禅之事上，国计民生中亦有大量用钱之处，多存储蓄有备无患。

因此，魏徵仍以隋朝为鉴，劝诫唐太宗放弃封禅。魏徵将国家比作常年身患痼疾之人，病去如抽丝，治疗疾病本就不易，更何况隋末大乱对社会民生的破坏程度超出意料之外，所以此时进行封禅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由此可见，魏徵十分善于总结前代的历史教训，无论何时都十分清醒，时刻保持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思考问题，他的行为理念不仅体现在其从政过程中，同时还影响着唐太宗的治政过程。

唐太宗在与群臣的交流中常提到以隋为鉴，通过总结隋亡的经验来警醒自己，“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晋朝建立之后，上至帝王公卿，下及平民百姓，无不以奢为荣，“斗富”现象屡见不鲜。隋炀帝即位后倚仗国库充盈大肆游乐，荒淫无度。

唐太宗引以为诫，每每从中反省自身，是“居安思危”思想的典型表现。在唐太宗和魏徵的问答中，常讨论怎样从历史中获得启示，从他人的失败中获得教训，防止类似情况发生于己身，可见“居安思危”思想已深入到唐太宗和魏徵君臣的日常行为中。

（二）以人为鉴

“居安思危”思想中既有对历史的借鉴，也有对当下一些例子的借鉴。唐太宗派往出使契丹的人回来后，唐太宗问契丹风俗，契丹人喜肉珠，曾经“以数百珠搏一马”，西域人还有劈身藏珠的习俗，人们都敬重藏珠之人，而不是有德行之人，这样的风俗同样出现于当时的唐朝：“然国家今日亦太重之”。

魏徵借此比喻唐朝当下的风俗亦是人人喜爱奇珍异物，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唐太宗也不例外。从而向唐太宗发出警示：戒贪戒奢戒骄。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从日常政务小事中发现不足，防止不好情况的发生，是魏徵“居安思危”思想另一个鲜明的特征。唐朝初年和高昌国交战，最后灭掉高昌，在庆功宴上唐太宗认为高昌灭亡的原因在于“失臣礼”，君臣关系不明使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作威作福，国内社会秩序愈加混乱终致灭亡。

魏徵由此事引入汉初争夺太子之事，汉高祖威权深重导致群臣具不敢进言的状况发生，提醒唐太宗“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不要忘记当初创业之时的艰难。

内心向往安稳是人之常情，但对于帝王来说，耽于安逸极易发展成骄矜自满、沉迷享乐，即使像汉高祖刘邦这样的英雄人物也不例外。身为帝王，应时时警醒自己，远离舒适区，在做决策时才能更加慎重、明智。

魏徵不仅提醒唐太宗“居安思危”，群臣同僚亦是其提醒的对象。平定高昌之后君臣夜宴，魏徵的祝酒词是“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者饮，桓公请叔牙曰：‘何起为寡人寿？’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下车时。’”

他举出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宴饮的例子，这四位历史人物都有过一段艰辛坎坷的人生经历，屡经磨难才取得旁人难以企及的荣耀和成就。安不忘危，乐不忘忧，在鲜花和掌声中更不能忘记以前的遭遇，保持清醒。

魏徵利用这一典故，既提醒了唐太宗又警示群臣，从当前的事例引入，结合史实，古今互证，有力地阐明“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时时贯穿忧患意识。

（三）以己为鉴

魏徵同样将“居安思危”思想运用在唐太宗的帝王修身之道中，提醒唐太宗行俭约之道，减少享乐，勤于政务。在著名的《谏十思疏》中魏徵向唐太宗提出十种反思自我的标准。

魏徵的“十思”相当于给唐太宗提出十种行为规范或准则，在“居安思危”的思想基础上寻求君主治政原则，最后达到“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的理想境界。

《谏十思疏》是魏徵“居安思危”思想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其中提到的“欲”、“作”、“满溢”、“盘游”、“懈怠”、“壅蔽”、“馋邪”、“恩”、“罚”等是帝王在治理国家及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而又有可能被忽略掉的情况，魏徵将其总结起来上呈于唐太宗，成为帝王理政过程中一个很好的警示。

（四）善始慎终

魏徵在初入仕途所作《与徐世绩书》中就已提出“谁无善始，终之虑难”①，从魏徵向唐太宗的上疏中，可以看到他常常把“居安思危”和“善始慎终”两者并提，“善始慎终”是“居安思危”思想的具体实践要求，也是魏徵治国思想中帝王修身理论的思想基础。

“居安思危”是指人们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引导人去发掘周围及人生经历中失败的经验教训，由此而总结出“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②的道理。无论事情开头还是结尾，都应尽善尽美，在治国理政中重视每一处的细节，谨慎对待每一件事，这才是人君应有的品质。

魏徵提出的“善始慎终”倾向于对君主个人品质的要求。唐太宗为政初期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发展，君臣勤于政务，治理国家毫不懈怠。唐太宗是历史上少见的英主，唐朝在他的带领下一派繁荣昌盛，其个人也不免自得，是人之常情。

但在魏徵看来，帝王的自满有百害而无一利，当帝王因自满而产生享乐的想法时，对国家更加不利。

因此，贞观十三年魏徵向唐太宗上《十渐疏》直指唐太宗在治政过程中十条与贞观初期截然相反之处，认为唐太宗与贞观初期相比，耽于享乐，提出“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提醒唐太宗防止“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的现象出现。

唐太宗此时只注重个人喜恶，过于随心所欲，不以臣子百姓为念，“上好奢靡而望下朴素，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帝王不注重国计民生和政务，反而将希望寄托在臣民自身的自觉性上，这种想法未免不切实际。

封建君主出现此类思想对国家来说非常危险，“社稷安危，国家理乱，在于一人而已”，所以他向唐太宗发出警示，提醒他明主应为之事。“善始慎终”是魏徵基于现实实践而提出的思想，在贞观初期效果明显，唐太宗在与侍臣交谈时提出“天下稍安，尤需谨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治国理政的心态仍是“善始慎终”。

但贞观八年，唐太宗欲修缮洛阳宫时，皇甫德参进谏制止，唐太宗怒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欲治其谤讪之罪。与唐太宗贞观初期“悦而从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此时唐太宗并不乐意有人阻止自己行享乐之事，魏徵在事情发生后，曾提醒唐太宗“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

洛阳宫原是隋炀帝时期的宫殿，隋炀帝“盛治宫室，穷极侈糜”，而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攻克隋朝东都时，看到奢侈华丽的洛阳宫还曾慨叹“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短短十来年间，帝王心性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可见魏徵时刻提醒唐太宗善始慎终确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