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只有闽南人会造红衣大炮？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辽东重镇宁远城。明军守将袁崇焕“令闽卒罗立”，操射重达3000斤的红夷大炮，“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数重”，当场击毙努尔哈赤的爱将火狐狸及其亲侄儿，并击中努尔哈赤坐镇指挥的黄龙帐，最终导致努尔哈赤因重伤而亡。
为什么闽南人能异军突起，优先于其他各省，首先掌握铸造红夷大炮技术，并在宁远之战胜努尔哈赤?
从地理位置上看，泉州刺桐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中部，与台湾海峡相连。自元代起，刺桐港的海外贸易和社会经济逐渐达到鼎盛。1291年春天马可-波罗从泉州刺桐港起航到达波斯湾。从此。波斯的阿拉伯人不断涌入闽南，闽南人与阿拉伯人通婚所繁衍的后代，成为新一代闽南人。马可-波罗漂泊、奋斗、发迹的人生被新一代闽南人所效仿，他们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近在咫尺的东南亚各国。
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闽南与菲律宾的往来既多且早。早在明万历二年(1574年)追剿海贼林风的事件中，双方官府即有所接触。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吕宋惨案”(当时西班牙殖民当局屠杀了25000余名在此居住的华人，其中大部分祖籍福建漳州和泉州)发生之后，死里逃生的马尼拉闽南人亲眼目睹了钢铁与技术的厉害，它们比大刀、长矛更占优势。他们明白只有学西人之长技，才能有效阻止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发生。勤奋好学而又聪明上进的闽南人不仅学习西班牙人铸造火炮的工艺流程，还将中国先进的熔铁工艺与西人的铸铜技术相融合，巧妙地利用铜的熔点(1083℃)远低于铁(1538℃)的物理性质，在“铁胎”(炮管)浇注冷却以后，再用泥模或用失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透过“铁胎”外铜壁凝固时的收缩力，加强炮体抗压强度，铸造出数千斤重铜铁炮管的新式红夷大炮。这种新式红夷大炮告别了中国传统火炮的“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不迅不直”和“微弱的炮口初速”时代，成为“羌敌天下之神物”。不仅如此，这些闽南人还偷偷学得西班牙人使用火炮的技术，包括大炮的测距、瞄准、调整仰角、装填火药乃至最后的发射要领，并代代相传。
战争是武器的威力与作用的历史见证。“萨尔浒之战”惨败的7年之后，宁远大战在即。由闽南人铸造的11门红夷大炮被安放在城外演武场上。围绕这11门红夷大炮是否参加与努尔哈赤的生死决战，人们争论不休。有人担心会重蹈辽东战役之履辙，大炮炸膛而杀害自己的士兵，有人认为这会被敌人所用，主张用锻铁将各炮的火门封死，莫衷一是。
火器把总彭簪古与孙元化在京城受过严格训练，对这批红夷大炮的巨大威力与作用心中有数。他们认为可以“凭坚城，用大炮”，以罗立为首的26位闽南炮兵支持彭簪古的战术主张。守将袁崇焕认为这11门红夷大炮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是击杀快速密集骑兵的先进武器，他认为“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着”。
战争的结果，由罗立操射的那尊3000斤重的红夷大炮，击毙了努尔哈赤的侄子和爱将火狐狸，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罗立发射的炮弹打中黄龙幕帐以致重伤而亡。
宁远大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明熹宗圣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之，深足为封疆吐气!”
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礼部更奉旨差官拜祭宁远退敌的红夷大炮，正式奠定了由闽南人铸造的新型红夷大炮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