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里的“文字狱”——苏轼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
清军入关，打败明朝，一统中原之后，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使得这些满清统治者感到自卑，信心不足。而一直在民间活跃的反清团体，高喊的"反清复明"的口号一次次的挑衅着这些统治者们的敏感神经。
他们畏惧，畏惧汉族的士大夫一直怀念大明王朝，畏惧他们对新王朝的异族统治不满，从而产生反清的思想。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清朝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多位皇帝都大兴文字狱。他们从文人的作品当中摘取只言片语，对其做出过分的解读，说他们对皇帝不尊，对王朝不忠。从而将这些文人逮捕入狱，在明朝历史上制造出了一系列的冤案。统治者们希望通过这种高压的方式，来加强思想上的控制，从而维护王朝的稳定。却使得当时的文学界人人闻风丧胆，文学创作更是一片死气沉沉。
其实，早在宋朝就有一位诗人蒙受了这种灾难，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诗人苏轼。而他的这些遭遇被后人称为"乌台诗案"。
宋神宗元丰二年，那时的苏轼44岁，刚刚被从徐州调往湖州。湖州的美景让他很是喜欢，每天饮酒作诗，乐在其中。但是好景不长，在三个月之后正当苏轼伏案办公之时，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原来是御史台的人奉旨前来逮捕苏轼，要免去他的太守职位，将他押解到京城去。就在同一年的八月十八日，苏轼被送进了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有关苏轼一案被正式审讯，御史台所提供的罪证是一本苏轼的诗集。御史台根据苏轼的诗文，细细地罗列了苏轼的罪状。说他不满朝中大臣，蓄意诋毁。讥讽朝政风气不正，自己的建言不能被采纳，对朝廷，对皇帝都多有不满。
这些罪状大都是御史台捕风捉影，比如苏轼《湖州谢上表》中作"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小民"就被说成是不满朝廷，妄自尊大，像这样的还有许多处。其实，苏轼被捕入狱是有着很深的社会背景的。它是针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派和反对派强烈斗争的结果，而因为诗文被捕入狱只是这个事件的表面现象。
在北宋神宗皇帝年间，王安石被皇帝启用，全面推行新政。王安石被宋神宗皇帝任命为参知政事，并根据王安石变法的需要专门设立了新的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主管变法新政事宜。王安石就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始贯彻变法内容。其中包括"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输法"等多项措施，包含了富国、强兵两大方面的内容。而就在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新政之时，苏轼并不在京城。彼时的苏轼因为父亲的离世而身居四川峨眉，为父守丧。
一直到1069年的二月苏轼服丧期满后才返回当时的都城开封。在回京的途中，苏轼看到了许多因为变法而带来的问题，看到了变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回到朝廷后的苏轼基于此提出变法当中的不足，对其中的有些内容坚决反对。但是苏轼并不是真正要反对变法的，他所希望的是能够有更加稳妥，危害更小的变法。所以他并不是坚定地站在反对变法者的阵营当中，对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的一些做法也并不认同。
而苏轼这样的做法，使得他要面对两派的夹击。而在这两派的夹击当中苏东坡在朝堂之上难有立足之地，多次被派到派到地方做官。虽然此举让苏东坡避开了朝堂斗争，远离了风暴中心。但是苏东坡心中还是忿忿不平，遂在他所作的诗文中发了几句牢骚。这就使得本来就对苏轼不满的变法派更为不满，借此机会，用苏轼的诗文大做文章。
他们发布命令到各地，命令当地官员们广泛搜罗苏轼的诗文，并将所搜罗到的诗文细细研究，不但将本来的几句牢骚话，变成了对朝廷的大不敬。更是随意发挥想象，为苏轼编造了不少罪名。在苏轼的罪行罗列妥当之后，就安排御史们轮流对皇帝上书，对苏东坡的罪行进行声讨。从元丰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先后有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上奏，他们针对苏轼的奏章各自有所侧重，同时相互之间又有所呼应。这分明就是事先精心安排过的。他们针对神宗最为忌讳的否定新政和毁谤朝廷乃至皇帝本人两点展开，对苏东坡展开了极为猛烈地攻势。
在如此精心的布局之下，神宗皇帝最终大怒，下令将远在湖州的苏东坡逮捕，押入都城。可以说苏轼的被捕，就是两派斗争中的产物，而苏轼就是这场斗争中的牺牲品。
与苏轼被捕入狱、由御史台审理他的案件的同时，一场关于营救苏轼的活动也秘密地展开来。
就在逮捕诏书下达，派人前去湖州逮捕苏轼的同时，驸马王诜最先得到了消息，并让人向苏轼报信。苏轼收到信息之后，觉得自己此次是凶多吉少了，就写信给自己的弟弟子由拜托他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就在苏东坡被捕的那一天，他对前来逮捕他的黄埔遵说道："我知道自己得罪朝廷的地方有很多，今天一定会被刺死。死固然不敢推辞，只求在我死之前能够让我与我的家人告别。"
黄埔遵冷冷说道"不至于如此的。"而后打开文书才发现，原来只是一份普通的革职逮捕文书。
八月十八日，苏东坡在押解到了汴京，锒铛入狱。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段时间里苏东坡都被关在御史台的监狱中。苏轼所在的那间囚房是阴暗又潮湿，四周都是墙壁。只有在屋顶处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查办案件的官员们对苏轼威逼利诱，想要将他们网罗的罪名早早让苏轼招认。
苏轼不肯招认，他们就对苏轼破口大骂，逼迫苏轼一定要承认诗中所蕴含的对于朝廷以及皇上的不满以及讥讽的深层含义。而正当苏轼在狱中受到百般折磨的时候，监狱外有着一群人正在为救苏轼出狱而奔走。
苏轼入狱之时，朝野已然是大为震惊。但是苏轼的深交好友大多数旧党，在这场斗争中被一贬再贬，自身难保。他们虽心中不忿，但大多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还是有人向皇上上书，想要营救苏轼。
范镇最先向皇帝上书。其后还有与范镇一样，都已退休的张方平。紧随其后的，还有苏轼的胞弟子由。他向皇帝所呈之书，言辞恳切，他先是称颂了神宗的圣明，有宽容容人的品德。然后在为他的兄长极有分寸地开脱。此外，还有朝中的许多大臣，也纷纷参与到这次营救当中，希望皇帝能够赦免苏轼。
宰相吴充问皇帝：
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就在有人劝说皇帝杀死苏轼时，劝谏说：
变法的主要倡导者王安石，虽然与苏轼在政治见解上有很多的不合，但是两个人在文学上却是有一定的共识的，遂此时虽然已经罢相，退居在金陵。但也出面上书向皇帝求情，希望皇帝能够对苏轼网开一面，争取从宽处理。
到最后，连宫里地位尊崇的曹太后也出面为东坡说情。当时，曹太后身有病患缠身，神宗经常去看望祖母。一天在神宗皇帝向太后讲了苏轼这件事之后，曹太后说，自己犹记得当年的仁宗皇帝在策试举人之后，回来很高兴的说自己得到了两位宰相之才，而这两人就是苏轼同苏辙。就在曹太后病情逐渐恶化，神宗想要大赦天下为她祈福之时，曹太后又说："只要放了苏轼就够了。"
神宗本人对于苏轼一案是保持着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的。因为一方面变法在朝中遭到了众多反对的声音，经过了十年的波折不但没有见到积极的成效，同时还出现了像现在苏轼这样大臣用文字攻击。但是另一方面，大臣们的求情也不无道理。苏轼确实是不能杀的，杀了苏轼不但会使自己名声受损，而且也会让朝中不少大臣寒心。
所以，就在朝中有越来越多的大臣为苏轼求情，乃至最后连曹太后都出面的情况下，宋神宗最终对这个案子决定从轻处理。他指派陈睦到御史台对苏轼一案进行复查。最后经查定苏东坡为以文字诽谤及中外臣僚罪，按照律法应当判刑二年，但是适逢天下大赦，开赦其罪。最终神宗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北宋建国以来的第一场文字狱就以这样的结局落下了帷幕。但这场案件的受害者却不仅只有苏轼一人，因为此次案件而受牵连着甚多。其中有的人被贬官，有的人甚至因此送命。
因为这场关于苏轼的案件与诗密切相关，同时苏轼所关押受审的地方叫御史台，而御史台因为经常有乌鸦栖息，所以这场案件又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中国历史上大文豪，大诗人。自宋朝起就有了同他父亲及其弟弟的"三苏"的美称。他才华横溢，却在官场上几经沉浮。生命里的磨难和痛苦又为他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早年的苏东坡性情耿直，直言不讳，嫉恶如仇。而正是这样的品格使得他被小人所陷害，发生了震惊世人的"乌台诗案"。在遭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险些命丧于此的苏东坡在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对于诗词，功名，人生都有了新的认识。
在乌台诗案后的苏轼，经历了这么多起伏，对功名利禄早已没有了年少之时的执著。他不再向少年之时那样，认为刻苦读书，出仕做官就是自己惟一的出路。他更是在自己的诗中称，自己与朝中的那些权贵早已是"肝胆非一家"，此时的苏轼对于功名已是彻底的淡泊了。
回首自己在京为官的生涯，加在两种势力之间让他腹背受敌，屡遭贬谪，甚至还有性命之忧的人生旅途，苏轼吸收了佛家连同道教的思想。不再是像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那样，出仕济民平天下。而是转而追求自己内心的平静和淡泊。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对事物执著不放。他看到了大自然在他沉浮的命运中对他不离不弃，看到了自然的陪伴，认为它是自己的伴侣，是心灵的慰藉。
所以当苏轼在黄州游玩时，写下了《前赤壁赋》，诗中的苏轼抛开了庸俗的尘世，进入到了逍遥的神仙之境当中。这种新的人生观，使得苏轼在逆境当中没有被困难所打倒，超脱痛苦，用一种开阔旷达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周遭的一起。使他在黄州，开始躬耕于田，过起了如陶渊明般的生活。
同时，苏轼的这些遭遇也使得他更加寄情山水，更加醉心于艺术的创作当中去。使原本苦难的生活变得有味道到起来。而且，他同百姓的关心更为亲密。他所到之处都关心百姓，竭力把自己融入到百姓当中去，做好事，做对百姓有益的事。他当过官的地方，都留有良好的名声。他将笔触也放入生活当中，思考人生的真谛，把自己同百姓一起通过形象的文字记录下来。
苏轼面对乌台诗案这种人生的苦难，他所表现出来的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的。谁的人生能够那么的一帆风顺，谁的人生不是要经历一些苦难的，但在坎坷面前，在荆棘面前。我们当学苏轼，同他一般，不被坎坷所困，不被困难所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