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圣旨为什么都是大白话，真的是因为文化水平不够高吗
明太祖朱元璋的圣旨满篇都是通俗的大白话，是因为他出身贫寒、教育程度低吗?他白话文里那些看不懂的奇怪句子，又是从哪里学来的?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
洪武三年(1371年)朱元璋下诏清查户口
这段通俗且有些粗糙的文字透着浓浓的元杂剧风格，其实出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诏书，与传统中国皇帝工整、典雅的文言文诏书差别巨大。即使在文言衰落的当代，朱元璋都因为诏书过于通俗而不时遭到调侃。
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并不难解释：朱元璋出身贫寒，做过和尚、乞丐，这种用大白话写成的诏书，正好符合他的老粗底色。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不合情理，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不可能找不到文人打理文字工作。他以白话发布诏书，显然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
第一次白话文运动
明初皇帝中，并非只有朱元璋文风粗糙，他的儿子朱棣也有粗浅直白的文字作品传世，如他的永乐二年诏：“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俺汉人地面西边，西手里草地西番各族头目，与俺每好生磨道……”
朱棣：“……本族西番听管领着。若有不听管属的，将大法度治他，尔兵曹如敕毋怠。”
朱氏父子的大白话，与他们个人的教育水平并无关系。
传统中国历来重视词章雅驯，诏书的写作早已被纳入官僚制度，通常在皇帝提出旨意后，由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饱学之士兼高级文臣拟定成典雅的文言文。
明朝开国后，皇帝也不缺人润色文字，有宋濂、解缙等词臣为朱氏父子服务，都以辞章华美优雅而享誉文坛。
而且，朱元璋的诏书虽然浅白，但也不像后世张献忠“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动辄出现粗口的圣旨那样不堪入目。
朱元璋也并非标新立异的皇帝，即使有所创举，也尽力从前朝发掘先例，甚至不惜附会。如废除宰相后，就依照《周礼》实施春官夏官，还在《道德经》中寻找严刑峻法的依据。他登记时祭告天地的礼仪，也是由投降明朝的元朝大臣参考宋元两代先例制定的。
大白话诏书也并非例外，它其实是继承自前朝的一项制度创新。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由于统治阶层的成员多不通汉语，语言文字政策自然以蒙古语文为先。
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二月，朝廷下旨：“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强调用国师八思巴创制的八思巴蒙古字“译写一切文字”
然而，直接用蒙古语治理广阔的汉地，难免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翻译员。在汉语文献里，这些人被称为“舌人”或“通事”，蒙古语称“怯里马赤”。用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词来说，就是“翻译官”。
忽必烈初入中原，即在宣政院、中政院、储政院等机构设置怯里马赤，此后朝廷中枢机构、省路地方机关都设有通事翻译。
这些“通事”往往汉语素养有限，整体教育水平也不太高，难以深入学习文言文，只得采用简明易懂的早期白话，这样就形成了“白话讲章”“白话公牍”。这种背景下，整个元朝，圣旨和高级公文往往是用汉语白话文传达。
到后来，为了让皇帝能够听懂自己的意思，不少高级文臣和饱学大儒主动放下身段，舍弃了典雅的文言文，用上了大白话。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吴澄给蒙古皇帝讲《资治通鉴》时所写的《经筵讲义》，使用的便是当时流行的白话文。
朱元璋在青少年时代，见识到的中央朝廷的恩泽，恐怕均由这种文字承载。
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想象不同，朱元璋对元朝并无太多恶感，朱元璋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甚至“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15世纪中叶后，明代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才随着越发严重的“北虏”之患而高涨起来。在那之前，“乐生于有元之世”、且非常重视制度延续性的朱元璋，以继承前朝皇帝圣旨文体来显示新王朝的正统性，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朱元璋书法《大军帖》，可见其并非胸无文墨
孔夫子的话，越来越蒙古化
不过，朱元璋的“大白话”虽然比文言文浅白，但现代人读起来，不会比读文言文容易，且会感到语法有些怪异，比如下面的《谕西番罕都必喇等诏》选段：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
这一段诏书中，大略意思虽然还算明了，却存在着诸如“俺大位里坐地有”“我行见了”这样奇怪的句子。
这种怪腔怪调同样继承自前朝。
元代的翻译官们不仅把白话发展成了公文用书面语，还独创了一种与宋代早期白话完全不同的“翻译腔”。其主要特点，就是虽然以汉语白话写作，但很多汉人却看不懂。写于1314年的“元氏开化寺圣旨碑”碑文就是其中的典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不着，告天祝延圣寿者……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袛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他每的，不拣谁休倚气力者。更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元氏开化寺圣旨碑”碑文强调要免去包括佛教僧人在内的所有宗教神职人员的差役和赋税，并保护他们的财产。这些宗教人员也不得仗着有圣旨保护而去违法乱纪
为了保留原意，避免纰漏，元朝翻译官在把蒙古语译成汉语时，并没有使用汉语中常用的“主-谓-宾”结构，而是机械套用了蒙古语最常见的“主-宾-谓”结构，从而生造出“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这样令人费解的句子。
具体用词中，强行翻译的痕迹也不少，如蒙古语中存在、汉语中却不存在的名词复数，就被强行翻译成“每”。
翻译官或偷懒、或能力低下，把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白话词汇直接硬塞进了蒙语语法结构中，便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XXX 每”“XXX 有”“XXX 呵”“XXX 那般者”这样奇怪的语言。
在今天汉族视角史观里，1000年以来的中国王朝为“宋元明清”，宋明之间只有不足百年的少数民族统治。但对于元大都一带生活的汉人而言，直到元皇室北逃，他们经历的王朝是“辽金元”，四百余年里，各族往来早成了日常，而居统治地位的族群都来自阿尔泰语系。
因此，诸阿尔泰语融进汉语，从五代十国时期就开始了，在蒙古词汇进入前，中国北方很多地区早已形成了所谓“汉儿言语”。与我们理解的汉语不同，“汉儿言语”中已经出现了“主-宾-谓”结构这样的语法。
到了元代，它甚至被收入高丽的汉语会话教材，因为“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在多民族杂糅的大都，不通“汉儿言语”，做买卖都会遇到障碍。
朝鲜流行的汉语会话读本《老乞大》中的“汉儿言语”
不过，北方的“百姓每”用惯了的翻译腔，南方人就不太容易接受了。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在位最后一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就创作了一副春联，讽刺到处通行的翻译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
在汉人创作、欣赏的元代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出其影响。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中有：
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
甚至看重文字优雅的儒家学者，也会在作品中写出有这种特征的词句。
如著名理学家许衡，在他进呈忽必烈御览的理学著作《大学直解》里，就一改 “之乎者也”的刻板形象，使用起了蒙古皇帝能够看懂的汉文，用词之浅白，几乎超过为中学生讲解文言文课文的当代语文教师：
如人身上有尘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干净，若一日不洗呵，便尘垢生出来。恰似人心里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着，不教错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错了。
朱氏父子，使用白话文除了依袭前朝制度外，可能也有方便沟通的考虑。朱元璋发给户部、军户的文书常用白话，而供全国人民阅读的《大诰》就以文言写成。
《大诰》
朱棣在处置建文帝遗臣的妻女时，就用白话文向锦衣卫作出指示：“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