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一条特殊的出仕渠道—挽郎，名相姚崇、名臣韦皋都是这个出身

在皇帝、皇后、太子、亲王等国家重要人物去世后，要从官宦人家挑选一些少年参与送葬，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这些人被称为挽郎。这些挽郎如果表现好，平平安安的完成葬礼，除了当时有赏赐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了出仕资格，成为国家官员的候选人。

【持续了1000年的挽郎制度，也出了一些名人】

挽郎最早起源不可考，从晋朝开始有皇帝家死人用挽郎的记录，并逐渐成为惯例。之后南北朝、隋唐，直到宋朝仍然继续。再之后就没有这方面记录了，大约持续了1000年。

唐代完整的延续了挽郎这个传统，虽然史书上没有系统介绍，但根据现有记载，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开始，一直到唐朝后期都有挽郎的存在。

挽郎的具体人数史书上记载不详，应该是与死者身份挂钩，少则24人，多的200-300人。中唐时期给唐穆宗选挽郎，一次性就补了220人，估计不能全都上场，有些是备选的，或者有些要在培训过程中被淘汰。

有了基数就能出现人才，挽郎出身的名人还真的有几个，最有名的是姚崇、韦皋，依靠特殊途径当官的人并不都是废物。

姚崇是开元名相，唐代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年轻时候是李治儿子李弘的挽郎，李弘死后被追封为孝敬皇帝。当时姚崇已经25岁，算是挽郎当中年纪比较大的。根据史书记载，姚崇少年时可以算是个纨绔，只喜欢习武打猎。估计是年纪大了被家里人逼着要上进，正好有挽郎的机会，但之后一段时间没能补上官位，就开始勤奋学习参加科举，考试通过后才得了一个濮州司仓的小官。这也说明了有智慧的人，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出人头地，更何况姚崇的家世也算是显赫。

韦皋是中唐名臣，镇守蜀中21年，唐代宗初期以“建陵挽郎”的身份当了一个小官。建陵是唐肃宗的陵墓，唐肃宗死时韦皋17岁，送葬结束后不久就补上了官位，20多年做到了封疆大吏的最高官位。当然，这20多年韦皋是靠唐德宗泾原兵变有难时勤王有了政治本钱，后来在蜀中对吐蕃也是战功赫赫，和他挽郎出身关系不大。

机会就是机会，再好的机会抓不住都是白费。

【挽郎制度最大弊端是“未壮而仕”】

挽郎不是常备的，只能是重要人物死后才开始选拔、培训，这决定了挽郎这种出仕方式的不确定性。但由于皇帝从死亡到下葬的周期并不长，只要辛苦几个月就能有出仕的资格，所以这种渠道还是很受欢迎的。

估计各个官宦家族等皇帝等重要人物病重后就开始安排家中子弟做准备工作，尤其是家中的非嫡子，这可以让家族有更多的机会开枝散叶。

这个事情最大的弊端在于挽郎的年龄，因为送葬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只要过程中完成规定动作，别笑场、别乱说话，十三四岁甚至更小的孩子都可以。挽郎选拔的唯一标准就是“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品官以上的子弟都可以参选。

而且挽郎的待遇很好，一般情况下可以“事毕即授官”，也就是把死人埋下去就能当官，或者至少排队等待时间要短一些，大家对此还是趋之若鹜的。也就是“未壮而仕”，没等到成年就出仕。而且这些小孩子还有足够的时间等到官职空缺，顺利的话不到三十岁就可能成为五品以上高官，这实在是太快了。

《文献通考》中记载，“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朝陈的事情，但也基本上是这1000年的普遍情况，一般不满三十不会被选拔为官，但挽郎等特殊渠道不受限制。

由于挽郎是一条出仕的捷径，争抢的人也比较多。开元年间，贺知章任太子右庶子，本来是个清贵的职务，但选拔挽郎的责任偏偏在他的手里。当时李隆基的二哥申王李成义病死，被追赠为惠庄太子，贺知章选拔挽郎的时候出了问题，候选人们闹了起来，估计是堵住了大门，所以“知章梯墙出首以决事”，不敢出去，而是用梯子搭在墙上探出脑袋和大家说话。由于引发了群体性事件，贺知章被调离岗位到了工部，这也说明维稳问题历朝历代都是重点工作之一。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盛唐时期已经到了近十个人等候一个官位。于是唐王朝上上下下都有共识要改变，但只能局部调整，不可能轻易废除这些制度。中唐敬宗时期就是如此，挽郎制度被砍了一刀，原本挽郎除了家庭出身之外并没有什么预设条件，而这次调整为从弘文馆、崇文馆在读学生中选人，并且说人数如果不够就从明经科里选，相当于把各种出仕渠道进行了合并。

【挽郎与挽士】

与挽郎工作内容接近的还有“挽士”，是专门在出殡过程唱挽歌的人。有些地方介绍挽士就是挽郎，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在唐代诏书中，挽郎、挽士是并列提出的，从未有互相替代的情况出现，说明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人物传记或墓志铭上只有“挽郎出身”一种，从来没有挽士出身的说法，挽士不是出仕的渠道之一；

其次，出殡结束后挽郎和挽士的待遇不同，挽郎是减少官位排队等待时间一到两年，而挽士是“各减三年劳”，明显一个是官员的待遇，另一个是老百姓的待遇。

因此，我个人认为挽郎是一种官员子弟出仕的渠道，而挽士是家世清白的普通百姓一种免除劳役的方式，两者有根本性的不同。

总之，官员选拔历朝历代都是头等大事，而隋唐时期虽然科举制度让普通百姓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并非主流，大多数官员还是来自官宦家庭。挽郎制度只是这种大背景下的一个小小的分支，既谈不上落后性也与其它制度的进步性无关，只能说是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偶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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