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市有哪些功劳

“商市”一词最早出自《韩非子·难二》，其中写道：“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商市意思不难理解，就是买卖物品的地方，这样一个场所也是从古流传至今，没有发生过太大改变。其实研究一个朝代的商市就能从中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说商市是城镇最早的雏形，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和平。关于商市的功劳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那今天借此机会，就让我们了解下商市的历史吧。

1、何为“商”？

从字面了解来看，《汉书》解释的甚为通透，即“作巧成器为工，通财鬻货曰商”。《白虎通义》更进一步解释曰：“商之为言章者，章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也就是说“商”作为字就是“章”的意思，明了其远近，揣度其有无，沟通四方物资，故而叫“商”。

最初的商人是谁，恐怕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以商品交换来看，远在尧舜时期便有了专门进行的商业行为，但大部分都是由部落领袖掌握的。如《淮南子》记载：“尧之治天下也……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掘。”再如《尚书》记载“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又如舜“散其邑粟与财物，以市虎豹之皮”，等等，这些记载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商品交换情况，更反映了当时还是以物物交换为主。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奔走四方，经营商业，甚至开始脱离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物物交换阶段，专门居间行商，获利谋生，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商人，如春秋末期的范蠡、子贡，战国时期的吕不韦、白圭、巴青等。

商人真正成为一种职业是在汉代。汉朝统一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得各地自由往来，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商业活动范围也更加广泛。为方便管理，汉朝政府在各大城市设立“市廛(chán)”，俗称为“市”，自此商人成为一个职业，甚至一个阶级，真正诞生出来。

2、何为“市”？

所谓“市”，即市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男耕女织，皆有富余，于是交易就出现了，《易经·系辞》解释得很清楚：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所需。

这就是“市”之起源。

最原始所谓的“市”，与后世所说之“市”有着大不同。所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售卖，故曰市井”。以此推断，当时货物交换地应该是田野上进行的，故而不能真正称为“市”。

到了汉代，才有了专门供商业活动的“市”，但在初期仍然与“城”有着区别，“城”是住所，“市”是交易场所，到了后期，虽然“市”设在城内，但仍然被政府筑起围墙，与住宅隔离，方便管理。

以汉朝的长安城为例，城内外有东西九市，城内圈起来的“市”被称之为“阛”，其中除了商店摊贩外，还住着专门做买卖的商贾，整个部分由市吏管理，对各商人实行登记，注明“市籍”，这套管理制度，从汉朝经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都被沿用。

然而再严格的市场管制也阻挡不了商品经济本身发展的冲力，六朝时期，宫廷皇城固然还是被分割开来的，可是坊间与市廛已全非泾渭分明。大唐盛世，外来商贾云集，民坊、市廛界限更加模糊，至唐朝中晚期，已不只是“日中而市”，夜市也出现在长安城中。六朝时期出现的“草市”较唐时更加活跃，最终因“草市”聚拢人口，发展成一个个新生的民坊和市廛混合在一起的商业小城镇。

到了宋朝，“市”完全冲破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东京梦华录》形容当时市场的繁荣景象：“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这样的景象与后世几乎无异，虽然明清对市场的控制有所加强，但在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苏州、扬州等地，市场还是如同宋朝一样，不避时间不避地点，任由商业行为的发展。

3、商市之功贯穿于整个历史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业自从汉朝立市以来，便很快从贩夫走卒成为立国大计。

早在汉武帝时期，随着北击匈奴的脚步，商人们也开始拓展商路，他们用驼队将中国的丝绸带往西域贩卖，开辟出一条人类前所未有的商路，为了稳定这条商路，汉朝政府甚至沿路设置驿站来为商贾们提供服务，最终西域七十二国向大汉臣服，与其像传统说其是仰慕中原文化所致，不如说这份开疆拓地之功，商贾手段才是真正利器。

除了对外贸易以外，汉朝内部的市场商业行为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城之市、夜市、草市，还有互市，可以说汉代以商业拓地，各朝沿用以商业定边，“商市”在这里，成了王朝靖边宁边的法宝，这是有史实可查的。汉朝应劭《鲜卑胡市议》中提到：“以为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庐落之居，又其天性，贪而无信。”言下之意是说胡人犯边，实为生计，道德教化对其无意义，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唯至互市，乃来靡服。”

互市始于汉朝，中唐以后，不唯北疆，西南更有“茶马互市”，东南则海运大盛，出现了泉州、交州、广州等重要商港。宋、辽、金、元更曾在边疆设“榷场”互市，海外通商更加重要。明朝一边修筑长城，设“九边”，一边与边族修好。到了清代，西北少数民族及俄国贸易，专门有设置的理藩院和当地将军、大臣及各旗札萨克管理稽查，内地商人有理藩院票或当地监管衙门的执照，皆可前往贸易，这种方法其实还是利用商贾实行的一种宁边政策。

但是互市一途，真的就这么轻松惬意就能开疆拓土，真的就这么容易宁边靖边吗？其实远不是此番写来得这般顺畅。

以明朝为例

中国的统一，向来是北方统一南方。三国由晋统一，南北朝由隋统一，五代十国由宋统一，宋金对峙由元统一，这种现象一直到了明朝才有所改变。1368年，朱元璋的大军将元帝逐出北京城，元朝灭亡，明朝统一中原，实现了有史以来首次南方统一北方的壮举，辉煌一时的蒙古政权败退至漠北，虽然蒙古人退出中原，但与明朝各种各样的对峙和争斗却从未停止。

明宪宗成化年间，东部蒙古势力再次兴起，达延汗完成了对蒙古三大部落的统一，然后和平分封了诸子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后世蒙古各部分立的起源。本来“互市”对明、蒙双方皆有好处，实施得也一度很顺畅，但在达延汗后期，随着蒙古各部南下劫掠，明朝中止与蒙古的商业活动，并设“九边”重镇对抗蒙古入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嘉靖二十二年(1522年)，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在蒙古首先发生了转变。达延汗死后，其第三子俺答汗势力日盛，成为蒙古各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俺答汗是“互市”最坚定的支持者，自1541年到1547年间，先后向明王朝派遣使者几十次，表示愿意臣服明廷，承诺每年进贡，只求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当时整个河套地区都是俺答汗的势力范围，蒙古兵东压宣大，南控榆林、固原，西则虎视宁夏，以此形势之优而愿行臣服之礼，足见其诚意。但嘉靖帝却以“寇情多诈”的理由拒绝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

于是打了和，和了再打，直到隆庆四年(1570年)，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俺答汗的一个孙子因家庭纠纷跑到大同投靠了明朝，这个机会被当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抓住了，他奏请朝廷“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这个主张得到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张四维的支持，于是一切水到渠成。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二十八日，隆庆帝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子弟各有封赏，并从宣府到甘肃向蒙古开放十一处马市，商市宁边的功效再次体现出来。与蒙古接壤的几千里边境很快出现了一派安定、祥和、繁荣的景象。史书中对此评价曰：“朝廷无此后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师旅无调遣之劳。”明蒙边境数十年相安无事。

清朝又是另一番光景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清雍正五年(1728年)中俄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开启了中俄间的国际贸易。与1840年之后签订的条约不同，中俄间这两个条约是通过谈判而签订的对等条约，通过这两个条约的缔结，清朝以商市安定了疆土，消除了外患，为北方赢得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安定的国际环境。而俄国看重的则是“准其贸易互市”，条约签订之后，俄国以国家垄断之力，展开了对华贸易，两个世纪中俄国把持了中国商品在西方的销售，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和国家税收。

这一现象，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国际经济事件，就连马克思都专门著文论述。不言而喻，俄国从对华贸易中得到的是国库的充实、国力军力的增强，为其跻身于列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这桩长达两百年的贸易中，俄国是作为国家级的大事来对待与处理的，就拿俄方“市圈”的规划建造者来说，就是参与《恰克图条约》的俄国全权大使瓦萨伯爵。而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只是政治行为的衍生产品，更多的是出于“安外靖边”的目的而给予俄国的“恩赐”，所以官方的所作所为，就是防范俄国来华商队“窥探枢机”，故而两百年间，能将出口俄国的商品贩卖到恰克图的，全部是清一色的“晋商”。

有商人的地方就能成城镇，晋商靠着他们的勤劳实干，伐木建铺，连绵不绝，自名为“买卖城”，与毗邻的俄国“市圈”仅以木栏相隔，宛若一城，其间“百商云集，万货云囤，市肆喧闹，居然都会也”。这一地方本为内陆腹地，荒僻无比，但因有了商市，就有了自己的机缘，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商业都会之一，全球最繁忙的外贸口岸之一。

当然，因商市繁荣起来的不仅仅是恰克图此一地，晋商行经处，城镇鹊起。张家口、归化城、哈密、库伦、乌里雅苏台、伊犁、多伦诺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地，无一不是因商市而兴起的重镇。

结语

尽管历代王朝对待“商市”的态度不一而论，但自汉朝以来将“商市”作为一种手段来安抚便民、消除外患从未真正变过。但客观来看，“商市”之功并非全然就是安边抚民，更多的表现的是对城镇化的推进，还有民族融合的促进。所以，“无商不活、无市不兴”，从这个角度来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何尝又不是一部商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