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地为何会有中国劳工的塑像？

2018年11月27日，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死难的华工，由我国著名造型艺术家、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所创作的《凝固的汗水，永恒的记忆》中国劳工的雕塑在法国的圣康坦市伊斯丽公元揭幕。仅仅在一年之前，在比利时西部的城市波普林格近郊布思本村，也矗立了座中国劳工的雕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7月到1918年11月结束。中国于1917年8月14日向德国宣战。此时战争形势已经相当明朗，当时的北洋政府预判协约国肯定能取胜，匆匆忙忙向德国宣战。而且也没有派出部队，只派遣了一些劳工到欧洲战场。数万名劳工死在异国他乡。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洋政府自顾不暇，宣布“中立”。但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发展。袁世凯掌权时，梁士诒向他献策：“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在我见，正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与和议中取得地位，与国家前途，深有裨補”。等到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主政，鉴于当时日本已参战，他认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德国虽系当今之强国，但众怒难犯。料其难以取胜。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

进入1917年，经过1916年的布鲁西洛夫突破战役、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役这三大战役后，德国元气大伤，随着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同盟国战败已是必然。段祺瑞等人认为，中国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宣战，战后就得不到好处了。这个时候宣战，战后就可以作为战胜国分一杯羹。这是作为当时积弱积贫的中国，提高自己国际地位的一个很好的良机，同时也能抑制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发展。

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与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宣布与德奥进入战争状态，以前与德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自动废止了，当然，涉及到德国的庚子赔款，也就废止了。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动作，既然是参战国了，那就要主张权利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强化邮政权。宣布对各国在中国设立邮局的邮件中国均有检查权。二是强化中国海事主权，颁布了 《捕获审检庭条例》、《海上捕获条例》。三是收回了德国和奥匈帝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租借权等。四是解除了德国在中国的武装(由于当初慈禧太后向11个国家宣战，攻打外国大使馆，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外国有权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名在中国驻军。这是对中国最不利的一条，日本从而得以在中国驻军，后来就是这些驻军首先发动了侵华战争。)。因此希望能够解除外国在中国的驻军，首先从德国开始。五是查封德国在华财产，停止对德国的庚子赔偿以及所有的外债。六是要求协约国其他成员暂缓中国的庚子赔款。七是提高关税。在原不平等《南京条约》“协定关税”5%固定税率基础上，提高5%关税。八是以防范德国人和奥匈帝国侨民为名，在天津周围20里内驻军(根据辛丑条约，北京到山海关一线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列强完成了工业革命，超强的战争能力使双方战斗迅速进入白热化。一场战役动辄数十万人的伤亡。造成英法俄等国国内兵员难以征集。劳动力奇缺。亟需从海外殖民地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到欧洲战场。补充兵员和劳动力的需要。

而中国既然宣战了，除了主张权利，总要有所表示。其实在宣战之前，英法俄等国鉴于战争导致伤亡巨大，兵员不足，已经在中国招募华工，从事建筑、修路等工作。北洋政府出于战后利益考虑，默许了这种行为。宣战后继续派遣华工到欧洲战场。按照事先约定，打仗应该是欧洲人的事情，中国人无非在旁边端端茶倒倒水。实际上不少华工也上了战场，帮助修工事、运弹药、抬担架、掩埋尸体等，共有约30余万华工到了欧洲战场，有约14万人到了英法，到俄国的至少有20万。大约有5万余名华工死亡。具体数字由于时间久远，加之统计口径非常不规范，当局者对劳工的生命漠不关心。具体数字只能是个大概，无法精准统计。

被派遣到欧洲的中国劳工待遇非常差。并且受到了欧洲人的歧视。但由于长期的共同战斗、生活、沟通。也有不少劳工和欧洲人建立了较好的关系。而当时中国国内并不够太平，因此，战后不少华工没有回国，就长期定居在欧洲了。同时由于欧洲国内经过战争，男女比例失调。很多欧洲男人战死在沙场，就有许多中国劳工在欧洲和当地的女人结了婚并成了家。

战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中国在提案中提出了撤走外国军队、 撤消领事裁判权 、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等一系列主张。经过长达5个多月激烈的争论，1919年6月28日，各战胜国签订了《对德和约》。但是，日本以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为借口，坚持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当时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据理力争，未能挽回局势，美英法最终支持了日本的要求。当时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引起舆论大哗，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国内舆论纷纷强烈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

1919年6月27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中国劳工毕粹德邮寄了一个包裹给当时的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内有一把手枪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署名：中国劳工山东省莱芜县牛泉镇上裕村农民，编号97237，毕粹德。”北洋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是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一场非正义战争。巴黎和会其实质就是战后的分赃。因此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和日本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按照北洋政府的想法，还是倾向于先在合约上签字，而对山东条款持保留意见。想把废除德国领事裁判权、取消德国庚子赔款、战争赔偿等内容通过《凡尔赛和约》先确定下来。北洋政府很担心，如果条约现在不签，将来和德国单独谈判连上述利益都得不到。但由于国内反对声太大，北洋政府最终没有敢签。

其后，又经过多方的外交努力，中国和德国经过多轮的磋商，反复较量和妥协，终于在1921年5月21日与德国签订了《中德通商条约》，这是中国参加一战获得的最大的成果。条约规定：按《凡尔赛条约》原则对中国进行赔偿，额外赔偿中国处理德国战俘的费用。德国以现金400万元及津浦、湖广铁路债券等约4400万元作为战争赔款，此外，中国所欠德国商人及德侨等约4000万元各类债务，由德国政府补偿。以上合计8400万元。如果再算上中国战时获得的德国船只等物资，以及被免去的庚子赔款等，总额约2.5亿元。

作为一个战胜国，又是一个弱国，战后中国的所谓“修约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22年，通过华盛顿会议，中日两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例》、《鲁案细目协定》，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条约规定日本交还胶州德国旧租借地给中国、撤离日本军队、相关公产移交中国等，同时保留了日本的部分权利，如开放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为商埠、允许沿岸产盐贩往日本等。后来又于1926年在维也纳与奥地利签订了《中奥通商条约》。

北洋政府作为一个军阀政权，由于所处的时代局限性以及自身处理事务的能力，体现在外交上，就是政策多变，带有投机性质。其外交政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联合英美对抗日俄”，到一战“亲日联美”，再到巴黎和会“联美制日”，见风使舵，企图通过“以夷制夷”达成目的。但总体上不够成功，没有能够很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由于中国当时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弱国，中国的外交举步维艰。要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其难度是很大的。通过一战这个机遇，以付出较小的代价，勉强跻身进入战胜国的行列，是希望能以此获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战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战胜国的身份，并取得了一定的利益。应当主要归功于那些出国的劳工。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中国在国际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当时中国甚至曾经希望派遣劳工组成军队在欧洲作战，通过参加战争，利用英法的装备把中国人武装起来，通过参加战争而达到强军的目的。由于日本的强烈阻挠等因素，最终未能实现。

欧洲人至今还在纪念中国劳工，其原因在我看来主要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劳工当时确实对英法等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中国劳工用自己的生命，减少了欧洲人的伤亡，这一点欧洲人自己清楚得很。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这些劳工是和他们共同作战的。二是不少中国劳工的后裔至今在欧洲生活，已经融入当地的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人不会忘记他们的祖先，他们会通过各种形式来开展纪念活动。矗立雕塑就是他们的一种纪念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