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灭亡后，众多的文人去哪里了？
有宋一朝，科举繁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举国上下崇儒重教，城乡一片书声。据统计，南宋一年应科人数达40万，占成年男性的2.5%。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儒士集团，或在朝指点江山，或在野为乡贤名绅，更有开坛讲学，说经传道者，集官僚、乡绅、学者三位一体。
文人饱读圣贤书，多以忠义自负，但实际上却鱼龙混杂。宋季，状元文天祥、陈文龙以身殉国，“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有状元留梦炎，先附贾似道，贾氏倒台，又划清界线，升为丞相，不久降元，官除尚书。文天祥被俘后，有人请放其南归为道士。留梦炎上书元世祖：“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元遂杀文天祥。时人评曰“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
元军南下，宋室倾覆。板荡之际，大浪淘沙。文天祥的誓死不从和留梦炎的仕元代表着当时的两个选择。再加上归隐山林、不问世事，就是宋末文人的三个不同归属。
归属一：誓死不从除了文天祥起兵抗元，壮烈牺牲外，南宋殉国进士还有70多人。另有一部分儒生，没有能力带兵反抗，而是通过诗词文章寄托故国哀思，甚至用绝食自杀等手段表示对元朝的抗议。
文天祥同科谢枋得，元兵入侵之后，挺身组织民兵抗战，失败后，遁入深山。1288年，应忽必烈征集贤士的旨意，福建参政魏天佑把他抓到，送到大都，强迫他出来做官。结果谢枋得在拘所水米不进，绝食身亡。
福建连江太学生郑某，宋亡后改名思肖，即思念赵(趙)宋之意。他隐居吴中，坐必向南。表示自己“意不忘宋，不肯北面异姓。”郑思肖善于花兰花，但他所画兰花根下都无泥土，众人不解，他说“土地已经被人拿去”。死后墓碑上写“大宋不忠不孝臣郑思肖。”
临安府教授许月卿，宋亡之后，披麻戴孝，把自己关在小室之内，三年不言一句，时人称为“山屋先生。”后来虽然说话，但“语尝狂病。”并在家门书一联，“要看今日谢枋得，便是当年许月卿。”
归属二，隐而不仕此类读书人未能“死国”，对于元朝的抵制和故国沦亡的痛切不如第一类强烈，但是保持名节，拒不出山。
进士胡三省，宋末元初屏谢人事，专心修史，给《资治通鉴》注释，在战乱中，苦心修著的《资治通鉴广注》丢失，他又变卖家产，再购通鉴，重新注解，严寒酷暑不停，曰：“吾成此书，死而无憾。”
义乌县令周密，元亡之后拒不出仕，填词作赋，著书纂文，写有《武林旧事》、《过眼云烟录》等书，专记南宋旧时风物，以托故国之情。但他和郑思肖、谢枋得等人不同，时常和元朝新贵交往，“以鉴赏游诸公”。
金华儒生金履祥，南宋时曾提出组建舰队，偷袭元朝后方的奇策，但未被采纳。入元不仕，在家乡著书讲学,广收门徒，说《尚书》、《周礼》、《通鉴》，成为浙东学派之巨擎。宋亡后他未从事抗元活动，其著作还被进献元廷。
归属三，投靠元朝元军南下，不少文官望风而降，进士方回，官知严州，元兵到时，“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官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元朝授其为建德路总管，欣然就职。同留梦炎一样，视高官厚禄重于忠义气节。
宋朝很大一部分人读书就是为了中科举做官。江山易主后，这些官迷们想方设法结交元朝权贵，以谋取一官半职。一时北上大都跑路子成为风气。“囊笔褚，饰赋咏，以侦候于王公之门。”“书生亦觅官，裹粮趋幽燕。”
但书生仕元也不全因贪求禄位，有些是出于保护百姓和儒学文化目的。元兵至江阴，陆厚率乡人拜见统帅伯颜，与之“议论有合”，元军遂“不涉其境”与百姓秋毫无犯，后伯颜保举陆厚为徽州同知。与之相似的还有郑安、古之学等人。
“不仕”也“不得仕”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做过一个统计，南宋理宗朝度宗朝事迹较明的进士中，抗元牺牲者占21.65%，遁隐不士者占53.05%，归顺元朝者25.3%。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宋朝文人还是 “采薇首阳”。其原因除因守节效忠“不欲仕”外，还因元朝对于南士的排斥和欺凌而“不得仕”。
宋朝与“士大夫治天下”，不必说为官做宰，有功名即可减免田赋，社会精英，光环闪耀。但入元之后，读书人一下从天上掉到地下。元政府不开科举，断了一条升官之路，而且 “官吏不喜儒，差徭必首及之”“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官俗吏姗侮于其后”，更别提户口分等，南人为最低。谢枋得说：“介乎娼之上而丐之下，今乎儒也。”如此情形，就算书生放下自尊，汲汲求仕，也“不得于时，得官者甚稀”。
遗民出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些许变化：
一是遗老遗少们看着复国无望，也逐渐承认了元朝的统治。一些以南宋遗民自居的隐士居然开始攻击反元的农民起义为盗贼，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元军大唱赞歌。如刘辰翁写了个《丞相忙兀台美棠碑文》，把忙兀台“平寇”业绩吹了一番。
二是元朝处于稳定江南民心的需要，可开始对南士进行拉拢。先是在南方推行了中原的儒户优免差役制度，又开始选拔书生做儒学教官。学官虽然品级很低，升迁困难，但好歹也是正编的国家干部。另外忽必烈开始征辟南方“好秀才”，派人至江南求贤寻士，授予高官厚禄。
至此，南宋遗民群体发生了分化，不少就此再次遍走出山泽，进入庙堂。他们有一些因为“不耐寒素”，年老家贫，无以为活，出来谋取一官半职;有一些说是为了“传往圣绝学”，说要“治国平天下”，雄心抱负压住了亡国遗恨;还有一些经不住官府的威逼，终于为五斗米折腰了。
推举为官的读书人最出名者即大书画家赵孟，赵孟以荫受司户参军，宋亡后蛰居在家，读书习字刻苦，名声显著。被御史程钜夫以南士第一推举给忽必烈，忽必烈惊叹赵孟为“神仙人也”，从此开始他在大元的宦海沉浮。
这些仕元的宋儒生，内心大都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为生计富贵，为所谓抱负，他们要出仕;但从一而终，不事二主的社会观念，又使他们顶着巨大压力，充满愧疚。赵孟一身醉心书画，就是在这矛盾中寻求解脱救赎吧。他的一首诗《罪出》最能说明他的苦闷心境，不妨引之作为本文的结尾：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巳云然，见事苦不早。
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谁为扫。
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