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是谁创办的？
说到“轮船招商局”其实在当时是真的超级厉害的，话说简直可以和日本的三菱公司相提并论的，那么有的人要问了，这么厉害的公司到底是谁创办的呢？下面我们不妨就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感兴趣的网友别错过了！
轮船招商局其实算是“李鸿章等人”创办的，当时在搞洋务运动了。
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背景
以清“师夷长技”是晚清变法求强的起点，其目标在于“制夷”。由此决定了晚清军工与国防建设优先的变革与建设路径。但洋务派官员很快开始调整，因为他们清楚民富才能国强，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军工与国防建设不啻空中楼阁，难免如昙花一现。于是，李鸿章等人在重视“军用洋务”项目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民用洋务”事业，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就是其中之一。
该局初创之意在“轮船招商”，即将福州船政局所造官船招商承领。但后来因为“官造轮船内，无商船可领”，遂不得不因应时势，改为“招商轮船”，这与当时上海等通商口岸中外商战中华商资本的流向有很大关系。五口通商之后，随着西国轮船公司来华垄断沿海航运，“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在中外商战渐次推展之际，因本国制度缺位、机遇缺乏，致民族资本依附于洋商，这让李鸿章等人格外警觉，不得不思考凝聚华商、固结民心的办法。设立招商局，就是其中之一。用他的话说，“若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也就是说，李鸿章等创办招商局，在一定程度上意在沟通官商关系，“为官商浃洽地步”(见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十)，进而组织中国商界力量，在商战之中“共同御侮”。这也是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从求强”到“必先富而后能强”的策略转变的需要。
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后，凭借其设施与技术优势，很快夺占了帆船生意，尽管有洋轮公司的竞争，也连年获得巨大利益，公司因而不断发展壮大，“其生意之兴隆几将与西船并驾齐驱”。这一方面得益于李鸿章的积极支持，另一方面也与该局高管“善为经理”有较大关系。以新式轮船装备的招商局不仅开拓了民族航运市场，而且对于清政府国防事业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辅助作用。载兵运饷是晚清招商局轮船的特殊业务之一，诚如时人所言，招商局是清政府军事与国防建设方面“最大便益之事”。
晚清第一大报《申报》，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颇为关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其中，1876年11月25日的一篇题为《论招商轮船局事》，对该局的缘起及李鸿章的功劳多所评述，值得一读。
天下行一事立一法，但当问其事与法之是否利弊，不必问其事与法之是否中西。故以周公之元圣尚取用朝鲜之楷矢，收录越裳之白雉；前代如元世祖亦效铸红衣之大炮，学种印度之木棉；明末历法舛错，亦用西人汤若望、南怀仁诸君在京师推算历法。盖均遵商汤立贤无方之意也。
近年中外通商以来，于发、捻各逆之乱则购用西国军火，招募西国兵勇，以助中国之不逮。并延西国教师以训练各营之兵勇，西国工匠以制造各局之军火，以供各省之所用。又于京师、江苏、广东设立天文、储才、方言、同文诸馆，聘中西之师儒，选满汉之俊秀，聚集其中，翻译泰西格致书籍，教习泰西文字语言。复于苏之上海建机器厂、闽之福州开船政局，招中西匠人仿造轮船，以供载运饷需、缉捕盗贼之役。骎骎乎，中西各务已有同文共轨之体矣！而李伯相犹曰，“未也。凡若此者皆有益于国，非有益于民也。吾观夫西国火轮船之至中国者，以之载客运货，其行走之迅速，其装囤之广大、便益无过于此。若仿照其法以行之，则四民皆受其益。”于是筹巨款、择干员，仿西法以集公司，购轮船以行江海，遂创设招商轮船局焉。而在局之人亦能仰体李伯相之意，善为经理，初则不过二三船耳，今则日增月盛，其生意之兴隆几将与西船并驾齐驱。若非李伯相创始于上，局中人善承于下，乌能及此哉？其尚逊一筹者，惟无往返泰西之船耳。若东洋及中国各海口如汉口与宁波，均有数号来往，未及十年已能如此，实非易易矣！
其尤可贵者，万国规例，凡两国构兵，一经议封海口，即不准雇用他国之船；今有招商局之船，中外或有不睦，仍可行走，以供载兵运饷之用，此尤为最大便益之事也。所望者，刻下重庆将开通商口岸，若能预备行走浅滩之船为西人先，则为尤妙。再能将此种之船行走洞庭、鄱阳、太、焦等湖，其生意之兴隆更不可量。现闻又购“江宽”、“江汉”两船，均系船身坚固、机器灵活，足为西国有名之船，以为往来汉口之用，将来之贸易更必日多一日。且闻宁绍诸人谋生于此间者实属不少，彼出此归，习以为常，其往来皆须浮海，昔日均附帆船，自有轮船便益于帆船，均已改附轮船。因往来者甚众，故招商局之轮船亦如西船，无次不皆满载，是其局之获利较之昔日之帆船不啻三倍。
然说者犹谓招商局之船日盛一日，惜尚无西国铁甲之船以防海口，无西国上等兵船以练水师，此尤为中国美中不足之事也。但招商局之船已能如此，且近日欲附之人既多，则异日生意之隆可待，日后其船必能林立于江海之间，定可为之预庆。观乎此，亦足见李伯相益国益民之一端矣！(《申报》1876年11月25日，第1版)
不过，观乎招商局的创办及其发展，是否可以充分彰显李鸿章“益国益民”之心，后世评价者有不同意见。但有一点则是明确的：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仿西法以集公司”的企业，该局不仅开中国企业发行股票之先河，而且为此后各家“官督商办公司”，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等，提供了较多示范。虽然关于“官督商办”机制，尚有许多批评之声，但李鸿章在助推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