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礼仪有哪些争端？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说到中西方的礼仪我们都知道，还是存在者很大的差距的，这其实是与当时的中西方的文化有关，因为中国最开始是一个封建国家，中国的的人们群众还是有着很大的腐朽和落后的原因在里面的，自古中西方的礼仪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这一定的争端和争议，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这些争议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吧！
王开玺，男，1949年10月10日生，汉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道光卷》。
伴随中国在政治上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进程，清廷再也不能维持那怕是表面的，自欺欺人的天朝上国门面，于1890年颁谕表示，今后凡有外国公使就任或离任，清帝一律接见，勤见礼仪遵依。
1873年的外国公使向清帝五鞠躬之礼。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公使与清政府围绕中外礼仪问题又一次进行交涉商兑。这次交涉具有不同于前几次交涉的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各国公使反客为主，完全居于发号施令的主导地位，全然无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以往几次中外礼仪之争，基本上是清廷以主位的身份提出清帝接见外国使臣的具体时间、地点、方式和礼仪细节，多少带有以上驭下的色彩(姑不论其当否)。
各国使臣虽可表示不同意见，甚至予以抵拒或部分变更，但基本上处于客卿地位，基本上是在清廷划定的礼仪范围内的争辩。日本大使副岛种臣虽颇为凶横，然除以摒当归国相胁迫之外，别无它伎。这次礼仪之争，则由各国公使对渴见清帝的地点、方式，礼仪各节，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清政府则处于屈辱的服从接受的地位，只能在各国公使划定的范围内与之磋商，探询可否稍作变通。1901年4月19日，
列强领衔公使葛络干代表列强照会清政府议和大臣，提出“诸国会同觑见皇帝必在太和殿，其一国使臣单行人觑者，必在乾清宫；使臣呈递勃书或国书，必派御舆暨应有之侍卫前往使馆，并参随各员同迁，数见礼成后，一体送回；使臣资奉国书，必由各中门行走，皇帝必亲手接收国书；诸国使臣至宫殿阶前降舆；倘设宴款待(各国公使)，必在乾清宫皇帝必躬亲人座。
其次，列强公使“乘联军大胜后，“一有挟而求”所提条件极为苛酷，极富强迫性。例如，列强公使提出的公使呈递勒书或国书，必乘御用黄色轿，公使渴见清帝在乾清宫阶前降舆升舆等，使清廷感到万分难堪。按中国体制，只有至尊无上的皇帝一人可以乘坐黄色轿，清廷认为，各国公使乘坐御用黄轿，“与中国体制太不相符”，“未免骇人听闻”。各国公使乘坐中国王公所用绿呢大轿“足以昭隆重”。中国王公大臣人宫，皆于宫门外下轿，
推有经皇帝特赏紫禁城内乘肩舆者，方可乘椅轿至景运门。因此清廷认为，各国公使仿中国王公大臣特赏紫禁城内乘坐肩舆之例，乘椅轿至景运门外下轿“较为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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