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建立后其地位从开始就不算巩固，其统治制度也存在缺憾
平王东迁标志着西周终结和东周开始。
从平王元年（前770年），周王室已经不再具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和能力。也就是说，从东周开始，“周天子”的地位，只剩下了象征意义，完全谈不上是什么“天下共主”了。
西周，暂就算是从周武王元年（前1046年）开始，到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这275年，过得也并不顺畅。
武王打败了商纣后，三年就驾崩了。周公摄政，发生“三监之乱”。又用了三年时间，才平息了叛乱。成王、康王两代，号称生平，其实只有四十余年。之后，周昭王南征荆楚，死于汉水，西周又遭遇了一次严重挫折。昭王的儿子穆王，雄心勃勃意欲开疆扩土，结果上，却空耗了周王室实力。西周中期几代“天子”，勉强可以守成，再也无力扩张。
这一时期，不仅西周内部矛盾愈加激化，外族入侵逐渐平凡，东南夷族、北方猃狁都对西周构成了严重威胁。及至西周晚期，周厉王严酷压制国人，结果被赶走，由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厉王之子宣王即位，竭力振兴，但只能勉强维持。周幽王时，穷奢极欲，统治腐败，社会动荡，加上犬戎入侵。西周就彻底完了。
东周不用去说，以上就是西周的275年“惨淡”历程——历代“周天子”，没过上几天幸福祥和、天下共仰的好日子。
西周“接手”了商代的“天下”，疆域更加广大。李零教授说，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
周武王胜殷，马上分封了五十五个姬姓之国和十六个外戚诸侯。这就是《左传》说的“封建亲戚，以屏宗周”。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政治结构，是西周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
周公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又对参与叛乱的一些诸侯进行了一番迁徙，调整了诸侯国的“配置”。同时，周公开始建立一整套体现和维护宗法制度的“礼乐”制度。在经济上，西周实行的是与宗法制度相适应的“井田制”。西周的诸侯国，不是独立的政权，而是“周天子”和周王室的“代理”机构。
这种看似从政治上、精神上、经济上紧密咬合、融为一体的统治制度，其实存在着巨大的缺憾。
第一，西周，以血缘为纽带；以“礼乐”为手段，这样的政治“粘合力”“凝聚力”很弱。第二，西周王室没有足够强大的“常备军”，也没有对诸侯进行严格考核、制约的手段。第三，中央是王畿、周边是诸侯，在外面是方国的“行政”设置，无力对抗和抵抗外部少数民族的入侵。第四，最关键的是，宗法世袭制度和井田制，极大压制了国民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创造力和进取心，极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一方面，西周贵族内部矛盾重重，越演越烈，却找不出好的方法解决；另一方面，底层民众怨声载道、反抗日甚。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侵扰逐渐频繁，内外交困，西周王朝的大厦，必然危如累卵、摇摇欲坠。终于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忽喇喇大厦倾”了。
中国近3000年来，有过三次大的气候变化——西周时期、魏晋时期和宋元时期。这三个气候变化阶段，都导致了中国西北部少数民族生活无以为继，加紧向东向南的迁徙和侵袭。这是西周加速衰败的重要外部因素。
进入东周之后，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及诸侯谋求扩大权限的企图交织在一起，于是，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
《战国策》描述当时的局面是“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这种政治局面的背后，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推动。同时，也是“统一——分裂——再统一”这样的中国历史大潮流的具体展现。最终，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帝国”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