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县令是如何管理乡村的？乾隆朝的这份四川档案对此有所记载
在封建社会，乡村是整个国家的最基础单位，乡民就是国家具体的管理者主体。因此，治理国家的水平如何？常常需要通过了解乡村中的情况来着眼。通过了解乾隆年间的司法类著作--《清代巴县档案汇编》，就可以了解当时清廷对于乡村的管理情况。其中内容涉及到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是一部综合类的档案记录。
巴县“据大江上游，三江总会，水路冲衙，土地之美，无物不宜滋生，日用之须，虑无不应有尽有者”。通过这样的描述可以知道，巴县“路当冲衙”，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同时也享受着丰富的物产资源。乾隆年间的巴县乡村，在民风民俗和生态环境上有着鲜明的特点，自然在行政管理上也带有浓厚的地域特征。
巴县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商业与工矿行业的发展，由此更是促进了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比如频繁的天地买卖，必然产生较多的租户与佃户之间的矛盾纠纷；各方人口被繁荣的景象吸引迁入，导致巴县乡村的人口中不仅有本地人、外地人，还有边区“蛮人”存在，各方人士聚集在一起，加大了管理难度等等。
清朝初年，巴县的经济还不甚繁荣，当时的巴县乡村相对单纯，村民也喜好安静、民风淳朴，方便治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治安逐渐受到威胁。一些盗匪频繁出现、矿区被私自开采，在乡村中还有贩卖人口、宣传邪教的陋俗产生，更有恶霸横行乡里。巴县乡村的治理难度日益加大，县官的工作显得更加繁琐。
为了更好的管理，巴县知县采用的是比较成熟的管理办法--约保体制。同时，为了适应当地情况，这一体制又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巴县设置了牌保、约客等，加强对乡村的管理。由于在中国农村，乡绅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有着深厚的政治影响力，常常是当地的意见领袖。因此，在管理乡民的基础上，巴县知县进一步将注意力放在了当地乡绅的身上。
在管理村民时，巴县知县设置了地邻、场头、匠头、炉头、夫头等乡村职役，负责协助管理乡村事务。要维持乡村治安稳定，最重要的就是人口管理办法。在人口的籍贯分类上，巴县知县设置了巴县、福建和无籍人员三大类，在类别上分为耕田、种田、佃田和当田四种。户口簿上详细登记牌第、籍贯、类别与其他备注信息，对于人口的治理可以说是相当细致，方便知县掌握当地百姓的情况。
这些工作看似细致，实际上还有一些不足。为了加强管理，巴县知县设置了十家牌制，规定：“城乡市镇，挨户联牌。十户立一牌，十牌立一甲长，互相联络，轮流稽查。倘一家犯罪，执牌俱禀。如隐匿不报，罪坐九家。”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区域为单位，让乡民们互相监督，管理更加有力。
在人口管理和治安方面，巴县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关注。除此之外，巴县政府还设置了巡检司，比如雍正七年时，中央政府设立木洞巡检司，专门用于治理巴县境内木洞地区的乡村社会。
巴县是重庆下辖的首县，而重庆又是清朝川东道的首府，因此巴县堪称西南重地。那么，如何治理重庆，如何治理巴县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巴县知县来説，必须要使得当地纪律严明、治安稳定、经济繁荣，才算得完成本身职责。
而作为知县来说，其实并没有过多的时间放在乡村的具体事务上，他们的精力更多的在堂事当中。因此，巴县知县就将权力下放给了乡村衙役，通过他们来制约乡民。这一职责的主要担当着是吏役和约保，他们就是乡村与知县之间的纽带。正如汪辉祖所言：“宽以待百姓，严以驭吏役，治体之大凡也。”这治理衙役的办法，也正是治理百姓的办法。
然而乡村衙役常常为了满足私欲，知法犯法。他们常常利用本身的权力，欺上瞒下，只是村民遭殃。办事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兼顾知县的命令，同时又迎合乡村的意识。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办差，村民愿意配合，当然也存在一些弊端，那就是乡村衙役从中谋取私利。从大范围来说，这么做的乡村衙役不在少数。
《巴县档案》有这样一个案件记载：“据余贵供：如今在捕府东班，是袁理引进的。是小的该死，奸过宋氏一回。是小的将宋氏送到袁理住的刘长龙家卖娼。县正堂批：余贵身充捕府班役，既已奸宿宋氏，复行抑勒卖奸图利，淫恶已极。袁理系何衙门快头，其窝顿流娼，亦应一并据究。又批：共钱三千，迅缴。”此案就是一个典型的衙役知法犯法的案例。
对于那些作奸犯科、无视法度的乡约，知县必须要严加惩治，才能维持其威信，保证当地的正常秩序。比如《巴县档案》记载：“缘蚁等甲内乡约王甫章，收办军需，每两钱粮勒收钱一千文。因前任仲主将仓米发给甫章，以散花户，讵恶将仓米吞嚼。至今在乡每两钱粮勒要帮钱一千二百文，蚁不允帮，岂恶仗乡约之势，凌辱赌控。迫叩仁恩，赏准据究，以儆滥派。县正堂批：准拘讯，尔等敢于具禀蠢约，可以办事。现在军务纷繁，即着充乡保。该房即发执照，毋许刻延。”
为了方便管理乡村，巴县知县设置乡约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却存在诸多漏洞，令乡约存在滥用职权、执行不到位等情况。乡约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存在徇私舞弊行为时，就意味着乡村环境的恶化。因此，知县必须要对乡约严加管束，才能确保乡村环境不受影响，当地社会秩序不至于紊乱。
保长是征收钱粮的主要行为人，而征收钱粮正是知县一个重要的考评指标，所以每当旧人保长准备辞职，举荐新人时，知县往往要格外谨慎。《巴县档案》记载：“奈蚁年老六十余岁，实难督办粮务，是以邀集合甲公议，唯有网文仲殷实谙练，秉公端方堪充。为此，肯除蚁名，赏给文仲印照。县正堂批：应于年底公举，承充有人，方可退辞缴照。”
巴县地理位置优越而关键，到清朝中期，经济迅猛发展，外地人口因其繁荣景象不断涌入，这就造成了人口构成逐渐复杂。当本地人、外地人及边区“蛮人”并存时，也意味着不同的信仰并存。在封建社会，信仰的力量足以抵挡知县的权力，因此，为了强化自身的权力，知县必须要与当地的地主和士绅阶层联手。然而他们既是当地的意见领袖，又可能与村民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与地主、士绅相处，就称为知县的一个大课题。
首先，知县会顺应民意，惩治那些欺压百姓的士绅；其次，知县还要保持清醒，为那些蒙冤受屈的士绅伸冤；最后，知县还要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引领士绅阶层起到号召作用，使当地在自己的意志范围内治理。
总的来说，巴县出于重要的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复杂，如何治理就称为知县最紧要的考核标准。在乾隆年间，巴县知县灵活调整治理办法，结合各方势力维持社会秩序，维护乡村环境，《巴县档案》中存在着许多这样鲜活的案例。
参考文献：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②汪辉祖：《学治臆说》，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