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战，便是清朝雍正年间发生的和通泊之战。在此战中，清军八旗兵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惨到什么程度呢？一万多八旗精锐出战，回来时剩下不到两千，战损率超过70%。

那么，对于这次惨败，该由谁承担责任，是主战人雍正，还是主将傅尔丹呢？我们就来细细地扒一扒。

雍正为何主战？

准噶尔是清朝中前期西北的边疆大患，康熙曾三次亲征，虽有战果，但成效有限，始终没有将其收复。

雍正上台后，准噶尔继续作乱，特别是对西藏形成了威胁，1727年7月又一次发生了藏乱事件。

因此，雍正认为，西藏问题与准噶尔问题紧密相联，准噶尔无事，西藏就太平，反之，不仅两者均不安宁，漠北蒙古也会受到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动了对准噶尔发兵的念头，并于1729年4月正式决定出兵讨伐准噶尔，这个决策没有问题。

在出师前，雍正也预料到这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战争，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还是让他震惊了。

清廷派出两路大军：北路军和西路军，以对准噶尔的打击形成夹击之势。傅尔丹受封靖边大将军，驻军阿尔泰山，出师北路；岳钟琪受封宁远大将军，驻军巴里坤，出师西路。但是这两路军出师不久，便接连传来坏消息。

先是岳钟琪的西路军，在科舍图的牧场遭遇了准军突袭，损失惨重，十多万头驼骡被劫，三千多汉蒙官兵阵亡。

但这么大的损失，岳钟琪手下部将纪成斌却是以大捷上奏的，因为确实有少部分牲畜辎重被夺回，这事儿后来被捅破后，差点把雍正气晕。再后来，岳钟琪遭弹劾被判斩监侯，也与此事有关。

科舍图遇袭不久，北路军便发生了惨烈的和通泊之战，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和通泊之战：清军的痛，准军的狠

准军之所以敢去偷袭西路军，也是捡软柿子捏。西路军以绿营为主，从主将到部将也多为汉人，他们不惧汉军。

但北路军就不一样了，北路军以满洲兵为主，而此前准军屡次被满洲兵打败，所以，准军从上到下都对满洲兵有很深的畏惧感，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和满洲兵短兵相接。

那么，和通泊一战，难道是准军占据优势了吗？事实上的确如此，问题就出在主将傅尔丹身上。

科舍图偷袭事件发生后，西路军驼骡辎重损失过大，导致无法及时与北路军形成呼应，这就给了准军机会。

准军首领噶尔丹·策零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要抓住机遇大干一场。他几乎动用了准噶尔全部的军事力量，最后挑选出三万精兵强将，用于进攻北路军。可见，对准军而言，这是一场有准备之战。

那么北路军就没有准备吗？有，当时雍正给傅尔丹的任务是，采用筑城进逼的办法向准军步步推进。因此，1731年6月，傅尔丹就坐镇科布多，督促部队筑城。

当傅尔丹从抓获的几个俘虏口中得知，准军即将大举来袭时，他坐不住了。不是因为惧怕，而是立功心切，急于挽回科舍图的损失。他不能坐以待毙，他要主动出击。

事实上，即使准军兵临城下，清军也没什么可怕的。北路军也有两万人马，同时还可以依托科布多已建成的防御工事，采用坚守防御的战术对敌，准军也是没什么机会的。

但不幸的是，傅尔丹偏偏采用了弃城进剿的攻打方式。见傅尔丹要弃城迎战，其手下部将也曾力劲其三思，提醒他不能轻信俘虏的话。比如副都统定寿、海兰都让他提防有诈。

实际要说准军耍诈也并不准确，俘虏们提供的情报基本是准确的，说准军大队人马有三万还是没错的，只不过他们抓到的俘虏级别较低，并不是真正的间谍，所反应的情况在细节上有出入。

比如，俘虏说到达前线人员仅有一千多人，其余人马并不是没有到达，而是在大战前都去喂马了。

傅尔丹打得主意是突袭，他精挑了一万多兵马，包括京师八旗、山西右卫八旗、盛京八旗、黑龙江驻防八旗，并配有训练有素的鸟枪骑兵。将佐方面有辅国公巴赛、兵部尚书查弼纳等重臣，也有定寿等追随傅尔丹多年的宿将，其阵容堪称豪华。

在出战前几天，傅尔丹的确占据了优势，但在草原上作战，主要就是依赖骑兵，人家去喂马，你也得喂马。

1731年7月24日，清军移至和通泊也打算游牧了，“和通泊”，蒙语之意就是有水草的地方。但没想到的是，马没喂成，人却没了。

晚间狂风暴雨相继袭来，为之后的大战提前拉开帷幕，当准军从山谷中冲出来时，清军毫无准备，被迫陷入一场血战。

在激战中，一千名黑龙江索伦兵率先被击溃，接着副都统定寿部的两千余人被分割包围，最后定寿自杀，仅有一名高级将佐突围，其余全部阵亡。

清军主力分为三营，京旗为主的满洲兵为一营，蒙古兵为一营，黑龙江索伦兵单立一营。

7月25日凌晨，索伦兵发生混乱率先崩溃。此后准军忽然提出要议和，并提出相互交换对方的俘虏人员和尸骸。

傅尔丹看到损失惨重，也就答应了，并下令在和通泊扎营坐守。如果说弃城进剿是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那么这就是他所犯的第二个错误，轻信敌方，贻误突围战机，等于坐以待毙。

准军议和自然是谎话，而且他们战前将雍正都耍了。当时噶尔丹·策零得知清军大举进兵时，也立即向雍正提出议和，雍正信以为真，还一心要给他上封号，把两位大将军都招回京城议事。结果怎样呢？结果噶尔丹·策零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便做应敌的万全准备。

这样的伎俩似乎已是准军的惯例，但傅尔丹还是轻信了，他扎营准备整顿营伍，而准军则是为了等待大策凌敦多布和他的兵马到来，大小策凌敦多布一经汇合，他们就会对清军展开大规模的歼灭战。

傅尔丹在诚心地等待准军议和，然而他等来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只见大批准军呼啸而来，清军立马陷入准军的强势进攻中，再也无法脱身了。

在准军发起第一轮总攻后，蒙古兵营继索伦兵营后也崩溃了，各路人马全部乱了阵脚，或退或降，整个大营只剩下满洲兵在进行抵抗，此时清军败局已定。

1731年7月28日，傅尔丹亲率四千满洲兵进行突围，此时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清军与准军在兵力对比上形成七打一。

准军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满洲兵在疲惫不堪连续作战的情况下，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山地上，他们没有屈服，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在全力促成主帅突围，他们致胜的信念并没有垮。

不得不说满洲兵的凝聚力和信念感，绿营兵确实无法与其相比，特别像京旗、这样的老牌满洲军人，他们内心的荣誉感远胜于募兵制出身的绿营。

在强势的准军面前，他们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弱旅，顽强的抵抗最终保证了傅尔丹的最终突围。

就在和通泊的满洲兵奋力突围时，最先崩溃的索伦兵已相继逃回科布多，留守科布多城的是都统衮泰，有七千余官兵；另有参赞大臣陈泰率两千满洲兵扼守在科布多河东。

实际在和通泊战役打响时，当天就有溃兵逃回科布多，并把消息带给了衮泰和陈泰。衮泰在惊骇之余，马上组织调集守城部队和附近的机动兵力前往增援，然而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大敌当前，各自保命。

陈泰表现更离谱，作为名将费扬古的儿子，他一点也没有乃父的勇气和血性，大敌当前，他贪生怕死，拒绝前去增援。

到7月27日时，索伦残兵给到的信息是，傅尔丹已自尽，衮泰在加强城防的同时，再令陈泰协防。然而陈泰又说自己是野战军，不能执行协防任务，随后便率部一路逃到了扎布堪。

陈泰的怯战逃遁引发了连锁反应，承担各项劳役的蒙古兵也在惊慌失措中开始逃窜，丢弃了大批辎重，对补给线造成了很大影响。

幸亏后方留守大臣中有锡保，在接到信息后，他调配人马保住了北路军最大的军运中心察罕叟尔，为科布多守军乃至整个北路军守住了生命线。在他和衮泰的及时处置下，也确保了傅尔丹在突围后能有个落脚点。

战后锡保被晋封为顺承亲王，而陈泰因祖、父之功虽逃过一死，但难逃被削职囚禁，直到乾隆年间才获释。

战亡大将

战亡人数

7月31日，突围军分两队撤退，一路由傅尔丹新自统率，另一路由副将军巴赛、查弼纳统领，两天后，只有傅尔丹一队抵达科布多，另一队全军覆没。

和通泊一战，至此结束，然而清军与准噶尔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据统计，北路军在此战中，一共战损了七千多名官兵，18名将领中有14名将领阵亡，死伤官兵中，京旗、右卫驻防兵占到了最高比例，京师八旗家家戴孝，就是这么来的。

同时也创下了两项纪录，清军在19世纪之前最大的败绩，最高的死伤率。

战后，主将傅尔丹作为主要责任人，被雍正由靖边大将军降为振武将军，雍正之所以放过他，主要理由在于他在突围战中力战，没有自尽，还算知道轻重。

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清史稿》

经此一战，清军不仅丧失了北路战场的主动权，而且雍正苦心经营的筑城进逼之策也化为泡影。

惨败后的责任划分

在和通泊的战争经过来看，傅尔丹当然是主要责任人，他立功心切，主动弃城进剿，战争中又轻信敌军言和，贻误战机，确实罪不可恕。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容忽视，比如位于后防的衮泰，未能及时组织人员前去救援。

特别是陈泰，他手下除了有两千满洲兵，还有一千察哈尔兵，是科布多周边最强的野战和机动力量。如果这支生力军能够及时出兵，前线部队也不致于有那么大的损耗。

那么，雍正作为第一责任人，他就什么错都没有吗？其实雍正也有错，他也犯了贻误战机的毛病。

在最初进兵西北时，噶尔丹也提出求和，雍正也以为他真的要求和，毕竟他为这次西北战事准备了七年时间，兵精粮足，一直是一种胜券在握的心态。

因此，对于噶尔丹·策零提出的求和，他认为也是合理的。所以在几乎一年的时间里，两路大军都在空耗着，不战不和，不进不退，以致军心有所涣散。

更糟糕的是，他还把前线两位总指挥请回了京师来开会，准军就是在主将不在的情况下，才去偷袭了科舍图草场，使西路军陷入被动，北路军失去得力帮手。

其次，雍正在思想上也有轻敌成分，导致无法准确判断对手的意图。当然他毕竟不比康熙，没有实战经验，军事才能有限。

再者，在用人方面也有问题，傅尔丹是一名英勇的大将，但并谈不上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在作战上，相比防守，他更适合去打野战。雍正让他筑城进逼，他就偏偏弃城出击，无法完全贯彻执行作战计划。

所以，傅尔丹并不适合做独当一面的统帅，后来被认为“用兵无方”，这个评价也不过分。

综上所述，和通泊一战，清军损失巨大，主将傅尔丹罪责难逃，但满洲兵在此战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气势令人敬佩。

而作为第一责任人的雍正也是有责任的，思想上轻视对手，这一思想感染了傅尔丹，也影响了岳钟琪，以致于造成出师不利的被动局面。

两者相比，雍正和傅尔丹，谁的责任更大，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