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言路春天，春天就是你们只能说我需要你们说的
注：乾隆登基时在遗诏中以雍正的口吻表示之前的高压政策皆因官员贪腐太盛不得已而为之，并“要求”乾隆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圣祖的宽政。
虽然官员们纷纷响应，但不是劝皇帝节哀（此时仍在雍正丧期），就是报祥瑞或拍乾隆马屁。显然被雍正折腾了十几年的官员们，还是怕因言触怒皇帝。为此乾隆再次发布上谕重申自己无意继续整肃，希望官员们进言朝政得失。
终于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雍正年间因弹劾宠臣田文镜，而被雍正扣上“朋党”帽子发配新疆从军的前御史谢济世上《论开言疏》。在这份奏疏里，谢济世指出皇帝如果想听到真话，需要先做到三点。
第一，宽待说错话的言官。也就是恢复老传统“风闻言事”，不能因为言官说错话就治他们的罪。第二，要惩罚不提意见的言官，杜绝尸位素餐。第三，禁止私下告密，所有大臣的奏章都要对朝堂公开。
乾隆虽然只首肯了第二条，但不久后，下令召回谢济世并任命他为江南道监察御史。受此鼓舞工科给事中曹一士上《请禁挟仇诬告疏》，直指当时最敏感的文字狱。
曹一士认为文字狱的大兴，不但让人们小心翼翼不敢说话，也导致民间借文字狱公报私仇。各种断章取义、捕风捉影 – “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
乾隆对此的反应是，下令取下了被枭首示众十多年的汪景祺的人头，并声称自己“绝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注：汪景祺是雍正年间的文人，因吹捧年羹尧并且文章中被人“附会”出有讥讽雍正年号之嫌，于雍正四年被处死。
乾隆的种种表现和“暗示”，虽然让官员们觉得新朝似乎真的有新气象，但是谨慎的心理让言官们大多还是选择观望。不过乾隆借一个偶然的机会，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乾隆元年八月，四川巡抚王士俊上奏称，一些官员们借皇帝求言的机会攻击雍正政策，实际是想诋毁先帝并翻案。乾隆“大怒”，斥其骂官员翻案就是骂他翻案，而且给王士俊扣上了反对新政，意图谋反的帽子并下狱治罪。
此时的乾隆似乎忘记了自己刚说的“绝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不过乾隆也没有对这个自己蹦出来的工具下死手。王士俊先是被判斩立决，后又改为斩监候，乾隆二年又被乾隆特赦归家养老。
言路的春天似乎真的来了，一时间各种批评朝政的奏折漫天飞舞。但很快言官们就发现这个年轻的皇帝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样子。
乾隆二年二月，御史薛馧连续进言，但都被乾隆明确驳回。
薛馧先是说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不应该给皇帝看（暗指不可更改），这样才能起到督导皇帝的作用。薛馧后又建议乾隆在法司案件审结前不要给出指示甚至不应该表现出关心，因为法司在办理皇帝特意交待的案子时，不会重视事实而是想着如何迎合圣意。
乾隆认为《起居注》如果他不能看，如何防止宵小诽谤皇帝？而他干预法司审理，正为了督导法司官员能够秉公执法。乾隆不但拒绝了薛馧的建议，还将他交吏部“从宽察议”，意思就是他在无理取闹。
同年三月，第一个吃螃蟹的谢济世，再次上书批评朝政和乾隆。
谢济世指出，皇帝虽然鼓励并褒奖言官进言，但是对于言官的建议大多“不拒绝也不执行”；一些被弹劾的有罪官员，皇帝处罚并不严厉甚至还让他们“将功赎罪”；皇帝在不少政务上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
乾隆不但全部不接受 -- “不知何所见，而为此臆度之语”，还一一批驳了谢济世的观点。除此之外，他还指责谢世济不去批评揭发官僚朋党、吏治之害，只是一心想着如何博取“敢谏、能谏”美名。斥骂其沽名钓誉，名义上为忧国忧君，实则为“居心之阴巧 … 国家之大蠹”。
薛馧、谢济世二人虽然没有被下狱治罪，但有了这两个榜样，刚刚放开的言官们又变得噤若寒蝉。不过乾隆又用谢济世最初提出的“惩罚不提意见的言官，杜绝尸位素餐”来逼迫他们继续进言。
薛馧被逼得只能开始扯没有意义的废话，劝皇帝保重龙体，不要在宫中骑射云云。乾隆立马质问他，怎么知道他宫中做什么，哪里得来的消息？为何“妄行摺奏，明系诽谤”，然后又是一通申斥和责骂。
乾隆这么忽冷忽热到底是想做什么呢？不久后，皇帝自己给出了答案。
九月份乾隆又发布了一道训斥言官的上谕，除了警告言官们不要沾染，挟私报复、朋党攻击等“明季之陋习”。还给言官们圈画出范围，要在具体事务上监督斧正，暗示他们除此之外不要操心。
朕躬某事未当，能直言其失，朕必乐于听受 ……诸王大臣某事有误，能直指其非，朕亦必为之奖许 ……《清高宗实录·卷四十》
对于言官以及言路，乾隆的看法和他的父亲雍正并不一样，乾隆认为“堵”不如“导”。
明清两朝言官是由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两部分人员组成，在明朝（包括清初）时给事中不但独立于朝堂各部司，而且有权对皇帝诏令发表看法（封驳权），因此言官们不但可以谏君，实际上也可以阻碍、限制皇帝行使皇权。
明朝言官们敢于对于皇帝提出各种激烈批评，除了朝堂权力的斗争之外，这也是很大的原因。
清朝认为言官引发的朝堂混乱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诸位皇帝都开始约束和限制言官。尤其是雍正，他认为谏君是在严重冒犯皇帝的威权，不但各种打压言官，还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相当于变成普通御史），从制度上剔除了他们限制皇权的能力。
再加上他利用文字狱等手段的高压统治，言官们一度就变成了“不言”的官了。
乾隆觉得这样虽然没人能再攻击皇帝并影响皇帝行使皇权了，但是也让皇帝失去了在处理朝政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耳目”，也容易让皇帝被近臣忽悠、蒙蔽（乾隆就很看不上自己父皇宠信张廷玉、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官员）。
最后乾隆也不认为言官们的斗争能力是“缺点”，至少是在皇帝需要整治某个大臣或者某股朝堂势力时，它是优点。但是实现这些的前提是能“控”。
所以乾隆在行使皇权方面需要言官们闭紧自己的嘴巴，但是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又需要他们监督查错。这就是乾隆忽冷忽热折腾言官们的原因，他要通过“引导”控制言官们的“言”，逼迫他们学会揣摩圣意，自己去理解并明白皇帝需要他们“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