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冷知识-嘉庆朝英国加剧侵华
十九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更加频繁地在中国沿海进行侵略和骚扰活动。英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使团，提出包括割地在内的一系列无理要求。清皇朝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之对日益增长的外来威胁缺乏本质认识，因而无法制定出一个长远而又行之有效的防御方针。对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侵略和骚扰，清廷只是作为突发外交事件作出被动的防御性反应。在对英国使团的交涉中，将更加重要的问题弃置不顾而斤斤计较于礼仪的得失，则是清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的劣根性的表现。
自嘉庆朝开始，英国兵船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更加猖獗。嘉庆十年（1805），英国护货兵船四艘来到广州海口，并带来英王文书。英王信中表示愿以“兵力帮同缉捕”蔡牵起义军。清政府对英兵船到广州是警惕的。嘉庆帝指示粤督倭什布：必须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为了加强广东防务，清廷改任那彦成为两广总督。嘉庆帝令那彦成“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以慑外夷而靖海疆”。他对英王文书中以“兵力帮同缉捕”蔡牵起义军的提议，明智地给予了拒绝，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兵力，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
嘉庆十三年（1808）九月，英国又藉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四艘停泊于香山县鸡颈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于澳门登陆，占据澳门东西炮台。后来，英军见广州无备，竟将兵船驶进广州海口，停泊于黄埔。在广州海面还多次发生英国护货兵船不遵停泊外洋定制，擅自将兵船驶至虎门的事情。清廷对英国兵船在广东沿海的活动是密切关注的。嘉庆帝对英国介入葡、法争端发表声明，称葡人与法人自相争杀，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中国并不过问”，但是，“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他在声明中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介入葡、法争杀的目的，指出：英国帮护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统统不过是借口，其真实动机“系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据”。清廷为此对心怀叵测的英国侵略者不断发出严厉警告：“即速撤兵开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
清政府对英国侵略者并非只是虚声恫吓。嘉庆帝在对英军严厉警告的同时，以五百里的特急谕令，告诫粤督吴熊光：“边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觊觎，不可稍以示弱”，命令他“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预备，一有不遵，竟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姑息。此事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然而，广东地方官员没有迅速贯彻执行皇上急如星火的防御政策。粤督吴熊光以“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于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主张以封关迫使英军撤退，因而没有立即遵命调将遣兵。嘉庆帝对粤督吴熊光、粤抚孙玉庭的“懦弱不知大体”非常不满，指责他们“唯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嘉庆帝为此对他们传谕严饬：“不应如此糊涂懈怠试思边防重地，任令外夷带兵阑入，占据炮台，视为无关紧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嘉庆帝怒将一向非常信任的吴熊光褫职，下吏部严议，不久又将其遣戍伊犁，孙玉庭也被革职罢归，以百龄为粤督，百龄遵命贯彻皇上的各项指示。清廷的不妥协态度和各项得力的防范措施，使英国的侵略阴谋不能得逞，英兵船只得“开帆远去”。
嘉庆十四年（1809），当这一年的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令百龄“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其后，英国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将兵船擅自驶至虎门的事时有发生，清廷不断告诫广东地方官员密切注意，加强防御。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嘉庆帝谕令粤督蒋攸铦：“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
清廷在对广东海口的英国兵船、商船加强监督、防范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居于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等外人的管理。嘉庆十九年二月，清政府批准了粤督蒋攸铦制定的“防闲策”，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管之处”。清廷还对居于京师的外人作了种种限制和规定。当时，在京师充当钦天监监正、监副及内阁充当翻译的外人，总计十一人。嘉庆帝饬令其中四人回国，对留京的七人的行动则加以限制。规定他们不得与旗人相交接；不得私相传教；不得离开京师潜往外地等等。
清廷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还在对英使团的接待中充分表现出来。嘉庆二十一年（18），英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了使团。这个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携带一封英王文书，负有与清廷谈判的使命，企图通过谈判使清廷同意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要求。
嘉庆帝对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提一系列无理要求之事记忆犹新，英国兵船逐年在广东沿海变本加厉的骚扰活动，更使他对这个使团的来意充满疑虑。因此，阿美士德使团一到北京，嘉庆帝就对他们实行了严密的防范隔离措施，命令护军统领秀宁、格布舍各带章京十员、护军一百名，在英使团城内居住地会同四译馆、城外居住地水湖公馆“昼夜巡查看守。严禁该夷人等擅自出入。不许内地居民私往窥视。如不遵者，即行锁拿，奏交刑部治罪。其赴礼部筵宴时，并著该护军统领，带领章京护军等，严行弹压，用昭整肃”。当阿美士德使团在京等待皇帝接见时，护送英使入京的五艘英船，在没有知会清政府的情况下即启椗离开天津海口南下广东。嘉庆帝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令船只经过之地的地方官员，加强戒备，“不准一人上岸，断不可令其寄椗逗留”。
后来，阿美士德使团因拒绝以跪拜礼节觐见嘉庆帝，被驱逐离京。因为阿美士德没有能觐见嘉庆帝，所携英王文书也未能送达皇上，因而嘉庆帝对英使团来华的使命并没有很具体明确地掌握，但他从英使团行踪，已察觉英国欲将天津作为新的贸易口岸的企图。针对英国的这一阴谋，嘉庆帝在给粤督蒋攸铦的指示中说：英人“其意似专欲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督总当设法，将伊国来京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
在嘉庆时期，清朝在处理中外关系时，仍然固守着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事物一概采取盲目排斥态度。
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嘉庆帝向两广总督吉庆查询广州海口纹银外流的情况。吉庆在复奏中称：“西洋夷商来粤贸易，向系以货易货。或有不敷价值，亦系互用番银，尚无携带纹银出洋之事。惟贩来钟表玻璃等物，以无用易有用，未免稍损元气。若内地不以此等为要物，夷商自无从取巧。”吉庆在复奏中把钟表玻璃视作无用之物，这不是个别人的偏见，反映了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嘉庆帝在为此颁发的谕旨中，把吉庆的这种思想作了更为淋漓尽致地发挥，说：“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
嘉庆帝作为封建帝王，不贵珍奇，不爱玩好，自有可贵之处。然而，将反映时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新事物，采取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这又不免失之片面。他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团时，其防范意识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其中对外使觐见礼节的斤斤计较，将来自国外负有交涉使命的使节称为“贡使”，携带礼品作为“贡物”，以及在给英王文书中充满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傲慢态度，这一切，则不能不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现。
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禁毒
鸦片流毒泛滥是嘉庆道光时期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
鸦片流毒在中国泛滥成灾，是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为填充贪得无厌的欲壑而向中国偷运越来越多的鸦片造成的。十六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开始从他们占据的印度的卧亚和达曼将鸦片贩运到中国。踵其后尘者有西班牙、荷兰。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将吸食方法传入中国，为鸦片的大量输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鸦片毒流推波助澜的是殖民强国英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当整个印度半岛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遂把一个对华大量倾销鸦片的罪恶政策付诸实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经过专家依据中国人的口味研制熬炼而成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在国家市场上标价拍卖给投机商人，然后再由这些投机商人转卖给鸦片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政策，使得鸦片的流入量成倍、成数十倍地增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充实了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国库，填满了鸦片商人的私囊。然而，鸦片的泛滥成灾，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阻滞了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鸦片流毒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防力量；鸦片的泛滥腐蚀了整个清皇朝，使其统治力量不断削弱。
鸦片贸易的危害逐渐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清廷从雍正七年（1729）开始禁烟。这一年，消廷为此制定了一个处罚条例，规定：对兴贩鸦片的人，“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烟馆的人，“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对借鸦片走私而需索计赃的兵役等人，“照枉律治罪”；对疏于纠察的各海口地方文武官员以及没有负起监察责任的各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雍正年间制定的这个条例，给予有关人员的处罚相当严厉。然而，这个条例并没有认真执行，故而“开馆应拟绞律，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由于煌煌圣谕形同具文，鸦片的买卖、吸食自然是禁而不止。结果是“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有鉴于此，乾隆帝再颁禁令，由于“官吏奉行有名无实”，禁令还是一纸空文。在雍正、乾隆两朝，清廷不仅没有实力查禁鸦片，而且各海关仍对由海关公开入口的鸦片征收关税。严格说来，鸦片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禁品。
鸦片是在嘉庆朝才真正成为禁品的。对于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主张严厉加以禁止。清廷不仅为此制定了更为严厉的禁烟条例，而且实力推行。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北京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令将烟贩交刑部严审办理。清廷根据当时“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与专理税务的崇文门有关官员协同配合，于京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为了正本清源，嘉庆帝令于闽粤出产之地，由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要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以重惩。傥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蒙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嘉庆帝的严厉警告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各处海关照样私纵偷越，有的海关甚至私征鸦片烟税银以肥私囊。
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清廷再次重申禁令，指出：“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必须严加禁止。清廷在这一年制定、颁布了对吸食鸦片烟者的处罚条例，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二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供役内廷的太监，如有违禁故犯，立行查拿，枷号二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帝再次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关，严加巡缉，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对于敢于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的管关监督，嘉庆帝责成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从重惩治。清廷在打击内地贩卖吸食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杜绝鸦片的输入。
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帝令广州“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嘉庆二十年（1815），清廷决定，在“西洋货船至澳门时”，“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清廷加强了在广州海口的查禁，英、美等国鸦片商人将装载鸦片的船只改泊澳门。当时，窃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允许英船每年运鸦片五千箱入澳门。葡萄牙当局每年因而获得10万两关税。澳门一时成为输入中国内地鸦片的集散地。葡萄牙当局对运入澳门鸦片数量的限制和对鸦片征收关税，使英国鸦片商人大为不满。其后，外国商人遂于正当货物中夹带鸦片，于广州黄埔港夹带私售。鸦片市场一度又从澳门转移到了黄埔。因此，清廷在嘉庆朝实行的“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的政策，没有能杜绝鸦片的输入，鸦片以“夹带私售”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涌进国内。面对鸦片流入日益增多的情况，道光帝即位后对禁烟更为重视。从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九年（1839），是清代真正实行禁烟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