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冲突与融合下的儒家道德渗润—以五胡十六国忠德状况为例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西周末年，春秋战国时期的到来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第一次交流，基于各方诸侯笼络势力的需要，对领地下辖的少数民族也进行了一定的统治和集中管理，但由于当时少数民族的势力有限，很快便被诸侯王征服。

随着中原地区统治者集权的不断加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被忽略，这也意味着他们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久而久之，在能力上逐渐可以影响中原政权，而后便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爆发了巨大的民族冲突，当然，冲突的同时也有一定融合的质。

其中在思想方面最为突出，在这一阶段之内，儒家以“忠德”为代表的思想在这一阶段不断渗透。

一、时代混乱与民族冲突

1.短暂的统一走向分裂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我国的第二个统一局面，虽然在建国初期出现了罕见的“大一统”局面，但后期的混乱远比早年的秦朝更加严重。东汉末年，诸侯纷争，群雄并立，各路人马征战几十年之久，最终形成了三国鼎立的相对稳定局面。

这种局面最后被西晋的统一所结束，饱受战乱袭扰的人们以为西晋的统治能够带来长久的和平，但偏偏事与愿违，西晋朝廷在传到第二代皇帝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由于晋惠帝的无能，导致大权被皇后贾南风完全掌控，各地的亲王对后宫干政的情况非常不满。很快，各怀心思的八位司马氏族亲王以“恢复朝纲”的名号在西晋朝内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六年的大厮，这就是西晋历史中的“八王之乱”。

这次王位争夺战对西晋国力消耗非常严重，战乱平息之后，国家甚至拿不出镇守疆域的常备军。再加上地方上人地矛盾的不断激化，导致昔日的西晋王朝变成了一个虚弱的空壳子。

2.五胡乱华，乱世到来

由于此前西晋王朝忙于八王之乱，疏忽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管理，导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部落有间隙发展并迅速强大。

此时的边疆资源已经难以满足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需要，在看到中原西晋的衰落现状之后，纷纷决定向中原进军，扩张势力，夺取资源。

这次五胡入中原的流程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加迅速，西晋面对少数民族的蚕食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能力，甚至被一支内迁的匈奴军队灭亡，堪称中原正统王朝的耻辱。

随着多个少数民族陆续进入中原，识时务的晋朝贵族不得不向南方移动，司马睿直接在建康依靠门阀势力重建晋朝，将广大的北方地区让给了少数民族。

不过当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众多，并且势力各不相同，并不具备统一北方的条件，所以北方的很快掀起了圈地夺权的狂潮，各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起了十六个政权国家，这便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出现。

3.现状与汉文化渗透原因

无论是五胡乱华还是十六国共治时期，最典型的社会状况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并不单指双方的短兵相接，更多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尤其是在十六国时期，文化的交流最为显著，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

因为当时在北方地区建立政权的，并不全是少数民族，还有少数残余贵族附庸下的汉族势力群体，以及拥有兵权的地方诸侯王所建立的割据政权，这时候的北方，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汉夷共治的阶段。

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开始逐渐向少数民族一方渗润，当然这种渗透并不是汉族的文化袭击，更多的是少数民族出于一种学习态度的主动接受。

因为当时北方被多股势力共同占据，彼此之间小规模的冲突依旧存在，为了保证自己统治的安定，少数民族政权的领导者只能通过发展自己的方式来提高国家实力，让政权在混乱的大背景下有立足之地，而强大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

二、儒家思想的多方面融合

1.汉族政权的挣扎中的“忠德”

其实五胡乱华与十六国初期的战争之所以频繁，和儒家思想的渗透是关系重大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就提出了“身为人臣，应当忠君又忠于社稷”的观念，这种想法一直贯穿落实到了西晋时期。

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之中，华夷的对立几乎没怎么发生改变，所谓君就代指当下中原执政的封建王朝皇帝，他乃是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存在；而社稷，乃是江山社会的意思，即中原正统王朝统治下的领土和人民，这里是不把少数民族包括在内的。

“忠”乃是忠心于自己的君王皇帝，“德”乃是只镇守帝王的江山社稷，一切对这两者造成伤害的人，儒家的思想观念都将其定义为侵略者，所以在五胡和十六国初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时，当地的汉族人民才会如此的抵触。

因为这些蛮夷之人，将自己忠心的“君”，赶到了江南地区，将自己曾经誓守护的江山社稷瓜分占领。对于这些人，汉族是坚决仇视和反对的，这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华夏忠心论”，它强调“非我族人，其心必异”。

所以在五胡内迁初期，连中原王室都被打得溃逃江南了，汉族人民却坚守在北方，处处针对少数民族，甚至不惜聚集势力，建立政权同少数民族对峙，这其中所体现的，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忠德”思想观念。

2.民族融合中的认同

当时认同西晋王朝正统地位的，不仅仅是汉人，一些少数民族对西晋中原正统的地位也是非常支持，比如鲜卑族，这个少数民资在政权建立初期就是以西晋为主的，即使在西晋王室南逃之后，鲜卑依旧保持着对中原文化和西晋的尊重。

在十六国动乱北方时期，东部的鲜卑部落强调，“世受重恩，不忘忠孝”这便是对汉族儒家思想的最好的践行，即使后来因为实力不足被其他政权俘虏，也不曾改变自己的观点。

鲜卑族除本身对儒家思想的坚守之外，也主张通过主动学习的方式来实现儒家文化的贯彻，这是一种主动的儒学渗透形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为了能够更快促进国家发展，孝文帝在登基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学习。

首先是就是从日常生活方面的汉化，姓氏方面，由最初的拓跋改为姓刘，在穿着和服饰方面，也开始向汉族靠拢。鲜卑族特有的短衫变为了汉族的长袍大褂，语言上，禁止使用原本鲜卑的复合语，改为使用汉族的单音节语言。

北魏孝文帝改革之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尊崇，这一点在当时涉及到多个方面的改革。

孝文帝迁都到洛阳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孔庙，并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为的就是确立孔子在臣民心中的地位，以便日后思想的推广。

尊孔之后，孝文帝决定在中央设立学堂，寻找孔子的后人或儒家的大能担任老师，先给朝中的大臣和官僚传授儒学思想，主要就是传授以人治国和忠君爱国的思维模式，此外推广“以仁治国”的国家运行方法，中央学习完成之后，再向地方上普及。

在孝文帝的推动之下，北魏各地先后出现了多个汉族文化学堂，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进行传道授业解惑。

重要的是，课堂中负责教授的老师会有两位，一者为学习儒家文化的本民族教师，一者为遵从儒学的汉族老师，二人分别教授。

教育事业的汉化代是儒学“忠德思想”渗透的重要阶段，因为教育代表着下一代人的细想，从知识传授上抓起，远比多年之后的习惯革除作用更加明显，就这样，儒学文化在北魏朝政之中潜滋暗长。

多年之后，北魏臣民不仅养成了“忠德”的儒学理念，甚至还落实了儒学的伦理纲常，君臣先后，长幼尊卑，忠孝礼仪等多方面的儒学文化思维开始与北魏等少数民族融合。

尤其是“孝”这一方面，几乎得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所有帝王的共同肯定。

总结

从总体上来看，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冲突下的儒家思想传播，大致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旧有汉族人民的坚守和保持，另一种就是少数民族的认可和发扬，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对“儒学”的推崇与融合接受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