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康熙晚年官员们挪借库银的局面，有何真实的历史背景？
上一期竹山解析了邬先生和胤禛，在对待太子授意老十三胤祥暗杀郑春华一事上的态度。十三爷救下郑春华，多是出于“侠王”的有情有义本性，而邬先生和胤禛的动机，就不那么能放到台面上说了。
可见，这位前半生饱经沧桑、俗世阅历丰富的邬先生，之所以能入四爷胤禛幕府，心甘情愿得为其出谋划策，也还真应了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本期话题，竹山将通过分析邬思道与胤禛初次深谈，从两人对国库欠款官员情形评估的看法交流上，探究康熙晚年的清政府，为何会出现这么一大帮挪借国库存银的官员群体。
按照邬先生的说法，欠款官员主要是三类：
第一类人是不得已而借之。
明清官员俸禄，为历朝历代所最低。
放在开国初期，社会刚刚经历完战乱百废待举，老百姓对皇族、功勋集团、朝廷官僚体系等既得利益集团的供养能力有限，或许这点俸禄也还说得过去。
但是，随着国势呈现日渐上升的势头，商品经济也随之蓬勃发展，物价也趋于腾贵。
再者，明清年间世界贸易格局，呈现欧洲、美洲白银大量流入的趋势。升格为官方货币的白银，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
反映到官员的日常生活，具体表现就是微薄的俸禄难以应付家庭的开支。
没出路就要找出路。俸禄之外，政府官员们相继形成了一套额外创收的潜规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淋尖踢斛”和“火耗银子”。
靠着这两项灰色收入，地方官们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进项。在京的六部官员、朝廷文武，则依靠着各处地方官献上的“年敬”增收，此外也能凭着外出主持科举考试等差事，收受一大笔“允许范围内”的额外银子。
然而，尽管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底下官员一部分搜刮民脂民膏的名目，但相比于官场礼尚往来的开支，这些心照不宣潜规则得来的银子，仍然难以支撑官员心目中的体面生活。
深通世事人情的邬先生，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甘受清贫，他还出来做官干什么？”
如果说汉唐士人阶层还心存体面的“济世情怀外衣”，那么自北宋开始，皇帝和官僚集团则已经撕去了伪装，谈起了赤裸裸的政治交易。
除了赵匡胤以富贵换取稳定的“杯酒释兵权”，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更是直言不讳，对普天之下的读书人示之以极为现实的诱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皇帝，白纸黑字以“千钟粟、黄金屋、多如簇、颜如玉”诱惑士绅阶层，换句话说也就是认可了读书人在跻身官僚集团后的“物质享受”。
到了清朝，官僚士绅更是视经济问题为常事，只要政治上保持“多磕头、少说话”的忠顺态度，一般就能够安安稳稳得熬资格、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
第二类情形是不安分而借之。
邬先生的这番话，涉及到了满清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型的交汇问题。反映到康熙年间现实的政治生态格局，就是功臣集团、八旗勋贵所占有的强大政治影响力。
满清政权源自于努尔哈赤确立的八旗制度。
这是一个较为原始的军事组织，部落酋长、家族姓氏等权力结构色彩浓厚。甚至于建州女真崛起阶段，努尔哈赤还一度采用起了“贵族共治”的军事、政治管理模式。
这也是后来八爷党、关外铁帽子亲王们策动“八王议政”的理论基础。
皇太极执政后，满清政权开始积极得向汉化道路上推进。改国号“大金”为“大清”，重用汉族文人范文程、洪承畴，两度发兵攻入朝鲜逼李氏王朝臣服，俨然以一副传统中原王朝的面貌展示于外界。
顺治元年八旗入关定鼎天下后，清朝沿用了大部分前明的典章制度。尤其在民政管理方面，更是一改努尔哈赤的“贵族共治”传统，施行了汉家王朝的“君主集权”。
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正是满清政权这场政治制度剧变的“转型期”。除了与明朝初年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类似的“勋贵集团”，清朝的官僚体系当中，也必然会混杂一大批与皇帝是“主子与奴才”关系的“家臣”势力。
比如，四阿哥胤禛府里出去的年羹尧，九阿哥胤禟视为财神爷的刘八女、任伯安。这些人见到本主，跪下后的第一句话“奴才......”，正是这种主仆依附关系的真实写照。
可别小看这一层亲密的“私人关系”，当时的政治生态，最先看重的正是这句“奴才......”，第二步才来区分朝廷官职的上下级关系。
因而康熙面对这些个“奴才”、“自己人”，是不能简单粗暴得用朝廷法度来处置的。在这之前康熙还得顾念一下这些老臣的往日功劳，顾忌一下这些奴才与自己的私人感情。
既然如此，这些人反过来也利用这层私人关系，明目张胆得挪借起了国库存银。他们与康熙的关系，虽然不及十阿哥与康熙的父子亲情，但他们借款的心理，却与十阿哥的那句话如出一辙：
“几时见，儿子花老子的钱还要还的？”
第三类人最可恶，纯属贪得无厌唯利是图。
第二类人的分析，追溯到了满清政权初期的“贵族共治”。轮到第三类人的分析上，就涉及到了与明王朝一脉相承君主集权体制下的贪官污吏。
在这类人眼里，“家天下”的君主世袭体制背景下，这个大清国是你爱新觉罗家的，我们这些当官的只是帝国里高级的打工仔，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眼前的国家资源，自然是能贪就贪、能拿就拿了。
怪不得康熙面对追缴国库欠款一团糟的结局，气急败坏得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一向朕总在想，我大清这么多官员，其中还有我的儿子，怎么就把这个国家看成是朕一个人的国家呢？这棵大树朕是主干，你们都是枝叶，而国库呢，不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吗？”
这也是君主极度集权后的政治通病。
领导太揽权了，下属只是机械得听命令执行，时间久了温水煮青蛙，不仅员工得不到应有的锻炼，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缺乏主人翁意识，没有团队意思，更别提集体核心凝聚力、企业文化了！
清朝到了雍正执政时期，君主集权达到了封建制度创建以来的顶峰。皇帝享受唯我独尊的地位，貌似痛快、貌似对朝廷推行政策有利，可背地里的副作用也在日渐滋长。
雍正、乾隆、嘉庆三代，算得上的追求励精图治的君主，可为何仍难以扭转王朝由盛转衰的颓势？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皇帝太过集权，底下的官员得过且过毫无责任心。
嘉庆年间，竟然发生了天理教徒攻入帝国心脏的心脏——紫禁城的荒唐事件。可见在封建集权体系下的官僚群体，是一副多么的散漫、吊儿郎当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