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如何反腐——让犯罪官员戴镣铐继续留任
刑部主事茹太素有一次上奏稿，写得很长，洋洋洒洒有一万多字。朱元璋让内侍一连念了三遍，最后发现其中有用的不过五百来字，其他全是一些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废话。朱元璋叹了一口气，说：“朕之所以要广开言路，是想得到那些切中要害、有益于国家的话。这些虚浮华丽的语句，只会扰乱视听罢了。”于是让中官挑选那些文字简练、且能一针见血的疏稿出来，归纳出一种固定的建言格式，然后颁示中外，要求以后凡有建言，都要按照这种格式书写，只需把中肯的意见列出来就行了，不许没话找话地无病呻吟。
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严禁官吏下乡扰民的政策，并允许乡民捉拿扰民的官吏。在这方面，常熟县农民陈寿六，因为实绩特别突出，受到了朱元璋的大力表彰，还被写在了《大诰续编》里。陈寿六与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三人，捆绑了民怨极大的县吏顾英，然后押送首都告御状。朱元璋表彰陈寿六能干，赏赐了他20锭银子，免除他三年的杂役，其余二人各赏两件衣服。为了防止有人打击报复，朱元璋专门谕令地方：“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的，或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的，一律杀无赦。”简直给了陈寿六一道免死金牌。
朱元璋称帝后，开始在全国进行改革。他要求每一个乡村，都要建立“旌善亭”和“申明亭”。旌善亭是用来表彰良民，以及那些值得称道的善行义举，届时，这些人的名字和事迹会被记刻在亭中，以此激励人心之善;申明亭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凡是涉及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以及擅摘田园瓜果、六畜践踏禾稼、亵渎神明等与民相关的事宜，都要在这里予以仲裁，由村里推举的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主持。在申明亭审理、仲裁的过程中，长者可酌情使用竹批荆条等器具抽打案犯，但不许私设牢狱监禁。审问时间也只能在白天，晚上必须放回，第二天可接着再审。哪些行为不检点的人的名字及其所做的坏事，也将被记刻在亭中，以示警戒。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曾将一大批苏州富民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在凤阳兴建中都皇城后，又于洪武七年(1374年)再次下令，将14万江南富户迁到凤阳，以填实帝国的中都。这些富户被强制迁徙时，要求只能带走金银细软，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则被收归官有。还规定，这些富户迁徙后，不准随便离开凤阳。从此，这些人为了回江南探亲扫墓，只好化装成乞丐，以逃荒要饭的名义，偷偷溜回江南各地，从而形成一支奇特的乞丐大军。朱元璋还数次下旨，迁移全国各地的富户填充帝国的首都南京。朱元璋的强制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累计涉及人口一百万。
朱元璋非常痛恨贪官，他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法律条文，共计236条，其中有关惩治贪官污吏的条款，就有150条之多。而且这些条款规定极其严厉，全是诸如凌迟、剥皮、枭首、夷族等重刑。由于刑罚过于严酷，官员们不是被罢黜就是被杀头，很少有人能做到自然退休，以至于有些地方的衙门竟无人办公。鉴于此，朱元璋突发奇想，让那些犯了罪的官员，戴着镣铐继续留任。洪武年间，在各级府衙中，这种戴罪办事的人，一度达到328人之多。于是，在大明帝国的官场上，便出现了这样一道罕见的风景：坐在公堂之上的御史，问案时铁面无情，而他脚上却戴着镣铐，因为他本人早已被判了死刑，只是还没到处决的时间。
朱元璋深知官僚队伍的管理之难，为了彻底扭转元朝末年以来官场混乱的不良风气，朱元璋称帝之初，便开始着手建立对官吏的监察、考核制度。他不断派大臣到各地方考察吏治，还亲自宴请那些到京朝觐述职的官员，并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以褒奖或劝惩。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朱元璋亲手编订了《诸司职掌》、《责任条例》、《到任须知》等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责任和禁令。他还下旨将《责任条例》刻版印刷，在全国广泛张贴宣传，要求官员吏员们严格遵守。通过不懈的努力，到洪武末年，明朝逐渐制定出了一整套的官吏考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