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各大强国都变法，为何齐国没有？

主笔：江湖闲乐生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各大强国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如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魏国李悝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燕国燕昭王变法，而齐国虽有齐威王改革吏治，却并不见他怎么改革政治制度，那为何齐国能成为战国七雄排名数一数二的强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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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齐国的变法，早在战国时代三百年前的春秋初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就是管仲变法。管仲可谓中国变法第一人，梁启超先生甚至称赞他是“中国最大政治家”。后世诸葛亮也常自比于管仲，视他为自己的偶像。

通常以为，管仲在齐国主要进行的是经济改革，但事实上，他还搞了大量政治改革，比如，重新划定行政区域，加强中央集权，建立郡县制雏形。

周朝原本的行政区划很简单，以国都为中心，国都称“国”，国都郊内称乡，郊外叫遂。一般来讲一国有三乡三遂。但在管仲的改革之后，齐国把三乡变成了二十一乡，每个乡之下设“轨”、“里”、“连”等行政机构，三遂则变成了五属，每个属之下设“邑”、“卒”、“乡”、“县”等行政机构，使行政管理得以打破过去宗法制度的层层分封形式，能直达每一人户，从而形成了先进而完整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

也就是说，在春秋时代其他国家还处于封建领主自辖其地、行政效率低下的时候，齐国已经形成了分级管理的现代化国家雏形，这就是管仲开创性的伟大成就举。当然，这毕竟只是春秋初年，卿大夫的势力还很强大，所以管仲所委派的行政官员，只负责教化风俗与维持治安，并未触及到卿大夫们的根本利益。直到三百多年后，秦国商鞅才将管仲的这套行政体系正式发展成了“郡县制”与“连坐保甲制度”，而齐国则在战国时代将该体系发展成了“五都制”，也就是将全国划分为临淄、平陆、阿、即墨和莒五大平行的行政区，既有集权的优势，地方自治的程度也较高，体制相较灵活。战国时齐国被乐毅打穿后还能凭借即墨和莒二都复国，靠的就是这五都制。

除了政治改革，管仲还进行了军事改革，即在行政组织中层层建立军事组织，由国君直接控制军权。

在西周时期，军事组织是寓于宗族组织中的，每逢战争，封建领主以宗族家长的身份召集本族成员组成军队，跟着国君去打仗。也就是说国家军队其实是由贵族私人武装组成，这不仅对君权是一种威胁，而且在管理上也很困难，更重要的是，在齐桓公的前两任君王先后被弑，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所以管仲大力改革军制，将全国的预备役军人也就是低级士人聚居在一起，平时种田，定期参加军事培训，从而形成了由地缘、血缘纽带结成的有组织耕战集团，这样就最终将贵族私人武装逐渐转化为了有强大战斗力的真正国家军队，人数共三万人，分为三军，中军由齐桓公直接统领，左右两军由国氏、高氏两位上卿统领。显然，这个改革是不够彻底的，也为日后的齐国内乱埋下隐患，但以春秋初年的政治局面，由国君完全掌控全国军队是不现实的，管仲必须做出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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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的农耕社会，土地改革是重中之重，所以管仲还开展“相地而衰征”，进行了中国最早的土地改革，即按照土壤质量来分级，以此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相应的赋税。“相地而衰征”第一次打破了周代井田制，从而大大削弱了齐国各地贵族的实力，同时提高了齐国中央的实力，为齐国接下来的称霸事业提供有力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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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管仲极力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事物纳入各级行政机构的管辖范围内，这就极大限制了贵族在自己采邑内的特权，且避免他们另立山头威胁君权，这样才能使得国君免于层出不穷的弑逆，同时加强国家意识，增强国君对国家的整体控制。

这实际上是由领主统治向封建官僚统治转变的开端，在推进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别看管仲出身贫贱，功利现实，似非仁厚君子，可他胸中确有万千沟壑，只欠足够大的舞台而已。小平同志尝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管仲就是只好猫，而且还是只猫中极品，堪称猫王。于是，齐桓公更加放手将国政全部委于管仲处理。在一般的看法，掌控权力对一个领导人而言非常重要，殊不知适度的授权才真正重要。一个只知道控制权力的领导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政客而已，他永远做不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在《管子》一书中，齐桓公有一句名言：“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谁能想到，在如今家庭婆妈剧中最常出现的一句台词，竟然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发明的。

另外，《吕氏春秋》和《韩非子》还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一次，某官员向齐桓公请示事情，齐桓公却说：“以告仲父。”意思是你找管仲去，不要来烦我。

于是那官儿只好去找管仲，过了几天，他又有一件事请示齐桓公，齐桓公还是那句话：有事找管仲，别惹我，烦着呢！

如此三次，桓公手下的官员们都受不了了，纷纷议论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意思是说桓公就知道叫我们找管仲，啥事儿不管，你这个国君当的也太容易了吧，简直就是个甩手掌柜！

齐桓公听说了这件事儿，大笑：“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这就是学会授权后的轻松和惬意。

当然我们要注意，这里说的授权是适度的授权，而不是不分轻重，统统授权下去，有些权力是不可以随便授的，比如人事任免与生杀大权。这样一来，国君便可以将国家政务全权委托给政府里那些专业治国人才，而国君自己除了各种军事、外交与祭祀活动，其他时间就可以任意吃喝嫖赌，随他高兴，因为他生活的自由并不会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这也就是齐桓公与管仲政治改革中最关键的一项开创性制度——宫府分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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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虽然如此，管仲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往往受到种种阻碍。因为各种改革都会触碰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奶酪”，特别是一些位高权重的贵族卿大夫，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只要他们坚决反抗，管仲的改革必然泡汤。韩非就为我们记载了当时新政浪潮下暗流汹涌的情景：“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竟要配备全副武装的战车，以随时防备有人闹事儿，可见阻碍之大。可管仲最终却为何没有遭遇吴起、商鞅的悲剧呢？

第一，管仲的改革偏温和，往往以“循古制”的名义来进行，而且注重秩序和政策的延续，讲究因势利导，并没有商鞅、吴起那样暴风骤雨。

第二，齐桓公与鲍叔牙鼎力支持管仲改革，用最大的信任来回击那些反对者。

第三，齐桓公即位之前，齐国接连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与公孙无知被杀这两次非常差权力更替，为管仲的改革清除了大量阻力，强横的公卿大夫们要么被杀，要么被废，要么被极力打压，而齐桓公与管仲上位后，让很多贵族恢复了权位，这些贵族久经变乱，也渴求国家的稳定与强大，所以愿意支持管仲，尝试变革，并为其提供助力。历史证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在大乱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受到严重削弱与打压，给他们点甜头，他们就愿意做出改变。比如管仲就将齐国三军中的左右两军交给国氏与高氏管理，这便是对利益集团的妥协与拉拢，这体现了管仲非常务实与成熟的政治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