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在现代人看来非常难以理解,众所周知,如今的大商巨贾们都是风云人物,坐拥巨额财富,坐飞机开游艇,住别墅穿名牌,出手阔绰享尽荣华,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在古代却如此吃不开?不仅吃不开,还要受到皇帝们的种种打压和限制,地位低下,着实让人搞不懂怎么回事。
其实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形成并维持了几千年,自有其道理。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的核心支柱产业始终是农业,只有农业能为天下人提供足够口粮,是保证天下长治久安的基础。而商人则可以摆脱繁重农田劳动的束缚,靠倒买倒卖即可轻松获利,利润远远高于种田。皇帝们担心长此以往,会导致民间滋生“重商轻农”的风气,“贪利而忘农工之本”,危及农业根本,故此才会不遗余力打压商人。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涉及到国家安全层面。古代有一个成语“富可敌国”,有很多经商多年的大商人大富豪,手中掌控的财富往往是个天文数字,组织一支装备精良的大军都绰绰有余。如果被图谋不轨者利用,就会对朝廷形成极大威胁,“隐然一敌国”,简直就是一个潜在的敌国,故此他们让皇帝们芒刺在背,采取多种措施压制商人。
然而到了清朝,这种局面却大为改观。商人们不再是低眉顺眼看人脸色的受气包,却扬眉吐气当起了人上人,俨然朝廷新贵。《万全县志》记载,清朝入关后,多尔衮和顺治曾经在皇宫举行御宴,宴请当时财力最为雄厚的八个晋商,“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对商人而言,这简直是千古未见之荣耀。
不仅如此,清朝皇帝多次在圣旨中提倡“恤商”的口号,认为商人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通财货之血脉者,唯有商贾”,只有“通商”才能“裕国”。顺治和康熙都曾明发诏书,禁止王公贵族、文武大臣的亲属子弟插手经商“与民争利”,千方百计维护商人利益。雍正打破常规,加封山西大商人范永斗家族子弟为太仆寺卿、布政使、正定总兵、署广东提督等官职。乾隆也曾加封大盐商鲍志道为两淮总商。商人在清朝地位大幅提高,深受皇帝关注与重视,成为人上人,甚至出现了“地方官更羡商人之利,惟商之命是从”的荒唐现象。
清朝商人的地位为何会大为提高?清朝皇帝为何对商人如此友好?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都是商人们用银子买来的。几千年的压制,使得商人们也在竭力为改变处境而努力,试图用手中财富寻找与皇帝的利益契合点。清初很多大商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并毫不吝惜地用各种手段向清帝献殷勤。
如受到皇帝赐宴封官的范永斗家族,在清朝对内对外战争、赈济救灾中多次捐银筹款,《清史稿》记载他“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仅在雍正年间西北用兵期间,范氏家族捐银超过三百万两。《两淮盐法志》记载,自康熙至嘉庆年间,扬州盐商共捐银三千九百八十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六两,谷米三十五万余石。乾隆皇帝举办八十大寿庆典,两淮、长芦、浙江盐商入京祝寿,一次献银七十一万余量,用于整修西直门至西华门的街景布置、圆明园的修缮等等。商人如此出手大方,清朝皇帝对他们大加褒扬、提高其地位也就毫不奇怪了。
参考史料:《略论清代商业发展》《乾隆惠商及商人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