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一刁民陈德：一个老实本分的穷苦人，因为太穷竟要刺杀嘉庆
一、案发前的荒唐事件
和珅除掉以后，宫廷中如去一痈疽，主要官员经调整后，也略为精干，出现了一时的平静，表面上勉强能维持乾隆末期的局面，而实际社会上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却愈来愈激化，各地民变不断发生，特别是嘉庆继位之时的川、楚、陕、甘、豫白莲教起义发生了震动宫廷的影响。
嘉庆六年三月嘉庆释服以后，随即册立了钮祜禄氏为皇后，九月续修《大清会典》。七年正月开始御经筵，七月举行秋狝于木兰。嘉庆七年底，清廷认为川、楚、陕等地民变已经“荡平”，嘉庆八年正月十九日，宫廷还专为此事在圆明园内的同乐园举行了茶宴，会上嘉庆和廷臣及内廷翰林作了很长很长的《平定教匪喜联句》的诗篇，每句赋一人或一事，句下有长注，以铭记其事。
后又在山高水长处，赐王公大臣及外藩使臣等饭食。这些诗，虽然都是事前由词臣作好，席上分头朗诵的假风雅，但能充分表达当时的喜悦情绪。宫廷内部这种庆贺“胜利”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军事上，以至禁卫上的某些松懈情绪，因此宫廷中连续发生了几次事故。
嘉庆八年，二月谒东陵，闰二月初一日回銮路上在静寄山庄赐王公大臣宴。初四日紫禁城内炭库即失了一场火。初八日在嘉庆去南苑的途中，发生了御轿竽脱肩的事件，因此事革去兵部尚书、掌銮仪卫事丰绅济伦的职务。
闰二月十八日嘉庆决定在清漪园内的玉澜堂用膳办事并召见大臣。按规定应事先派人查管，门前不许有闲人来往行走，这天正在召见大臣的时候，嘉庆却见有太监从西向东至宫门前又猝然退避，又有园户自东而西直接走过。顺琐认为于礼“均属不合”，使命管理三山事务的缊布、额勒布传旨申饬。
同时他还觉察到自从谒陵完毕至今已经两旬，一直未见内务府衙门有陈奏事件及引见官员之事。他认为按正常情况，内务府所管事务比较繁杂，岂能一件事也没有?据缊布称，并非无事，而是有应该由内务府补选引见的官员还没有拣选。这更加证明了判断得正确。因此在这天的上谕中便指出：“该衙门司员不过照常拣选，有何难办，致虚时日?”
因此他推测：
显系因丰绅济伦现为内务府大臣列名居首，刻下告病在家，其他大臣等辄群相观望，这又像从前和珅总理部务时的情况，诸事由和珅专擅，遇和珅有告假等事不能到班，其他大臣就将应办的事件搁置起来，等和珅到班以后再办。他认为此风气“最为恶习”，“断不可长”。发出通谕，使众官员知之。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和珅被除掉以后，宫廷官场的败坏风气，并未得到解决。
二、行刺经过
闰二月二十二日，拟定为嘉庆亲耕籍田日，于二十日自圆明园进宫斋戒。这天，嘉庆的乘舆行至神武门内，将进顺贞门时，突然由西大房南山墙后跑出一人，手持小刀向顺琐的乘轿冲去，乘轿速进顺贞门，其余侍卫等百余人中，只有定亲王绵恩(弘历之孙，颙琐之亲侄)首先奋力推却，衣服被扎破，以及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顺琰的七姐固伦和静公主之夫)、御前侍卫丹巴多尔济、珠尔杭阿、扎克塔尔、桑吉斯塔尔六人上前摘获。其中巴丹多尔济被刺伤三处，周围百余人皆袖手旁观，不敢上前，其涣散状况可想而知。
这一事件对清朝宫廷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虽曾发生过疯癫僧人持刀闯入东华门的案件，但未对皇帝构成威胁，这次竟致危及轿前，而且有一定目的。被擒之人经拧耳、脆链、押損、板责、刑夹等酷刑审讯，从其招供情况及关系人的证词中可以看出案情的性质。
行刺者姓陈名德，47岁，北京人。从其整个经历来看，是一个地道的城市劳动贫民。父辈即典身于山东官吏家为奴，其本人从小随父在山东一带为奴，多次失业，数易其主。22岁娶妻，29岁丧母，30岁又丧父，当时无处跟官，又告失业。
后只好携同妻、子及岳母投回北京堂姊姜家，又跟官数家为奴，后曾有两三年跟内务府的包衣达常索在内务府当杂役，常出入官中，得以熟悉情况。最后又降低一层，同妻子一起典给别家的家人孟明家当厨役。后来妻子、堂姊相继死去，妻母80岁跌成瘫痪。
大儿子禄儿15岁给崔家雇工，小儿子对儿13岁无事，嘉庆八年二月孟家嫌他家闲人多，将全家辞退。到此再也无生活出路，只好在一个看街的老朋友黄五福家借住，数天后，即至肇事之日。这就是陈德一生的遭遇。
从这个经历可以看出陈德不仅是一个本分的劳动贫民，而且最后连给贫民为奴的条件也已失去，可谓穷途末路。
三、刺杀的原因
陈德行刺的近因及动机，其口供称：
“我因无路寻觅地方，一家老少无可依靠，实在情急，要求死路。所以十八日捏称我岳母想念禄儿，叫他回家住了两日，其实我想见见他，好去寻死。我又想，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枉自死了。听见皇上今日进宫，我就早起出门，对儿问我往哪里去，我就随口答他，要去找朋友胡老二替你找个地方(做佣工)。我就同了大儿子进东华门，出东西牌楼门，(可能指午门内的内阁门及膳房库门)从西夹道走到神武门，混在人群之内，看见皇上到来，我手持身佩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惊驾的罪，当下必定奉旨叫侍卫大臣们把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实在并无别故，亦无冤枉，亦无人主使。是实。”
这些供词，是比较实在的。但是宫廷对这些供语自然不会满足，又多次拧耳跪链，均“矢口不移，”经提审有关证人，并到家“逐细搜查”均未发现新的问题，仍认为陈德坚不吐实。又经“彻夜熬审，矢供如前，”二十二日提讯时已经是“神气消沮，与初到案时桀骜情状迥异。”
到二十三日提询时，显然已经很难支持了，才不得不供出嘉庆二年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朋友王福带他到东宫。嘉庆三年又做过一个梦，梦见在桥下躺着，忽像有人拉他上桥，像知府大堂，身穿蟒袍。就想到将来必有朝廷福分。
又曾在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二年共在正阳门内求签5支，都有好话，“我因穷苦不过，想我自己的本事，又有梦兆、签语，必有好处，就动了不安本分的心，这几年来，时常胡思乱想。本月十六日，知道皇上于二十日进宫，我就定了主意，曾见过随从官员们都带腰刀，我又无钱买刀，又恐带着腰刀不准进门，就带着小刀，想进禁门后，等皇上来时，就把(用)小刀在官员们身边割取腰刀，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由我，可得好处。….”
这段供词，是在二十三日经过多种酷刑，而且经彻夜熬讯后在“未加以刑求的情况下供出的，很明显有很多成分是逼供、诱供下真假结合而写出的。
陈德此段供言，虽使宫廷达到一定目的，但未因此放松对陈德的蹂躏，“当将该犯掌责跪链。”呈览折件中并称：“该犯罪大恶极，自当令其备受诸刑，再行碟死。”
而陈德本人不仅原来是朴实的贫民，行刺事件前后表现亦很正直，贫困濒于绝境时，不生盗邪念，而是持刀直指皇帝以求一死，体现了舍生取义的精神。而不是像他口供里说的只是持刀“惊驾”以求一死而已。再是被擒时“并不俯首就缚”，而是奋力搏斗，把侍卫扎伤多处，也表现了他的大胆。
特别是在受审期间，虽经过几天几夜连续种种酷刑，但一直没混招乱供，一切罪名，全由个人承担，其真正目的也没有和盘托出。在董五福的证词里曾谈到：
“本月十四日搬至董家后，当时曾同陈到茶馆吃茶，喝了一壶酒后与座间一不认识的人，因氆氇产地两下分辩，陈德酒后生气，就拔出小刀，要扎那人，那人起身走了，未经扎成。次早董解劝陈德时说“你如此闹事，如何我留得你住。”
陈德当然会感到董家也不能久留，仍然是无立锥之地。
于是生气说：
“我将来总要找一硬对儿，哪怕官员们。拿刀扎死了一个我与他抵偿，扎了两个，我抵偿了，还便宜一个，若扎四五个，我就便宜好几个。我就在这几天内，总(要)闹事。”
陈德这一席话，应该看成是行刺嘉庆的真正思想基础。他对一个不相识的人，并未下手。目的还是找个“硬对儿”——官员们。他从小侍奉官员以至到宫廷服役，见到帝王官宦之家，是如此灯红酒绿，脑满肠肥，而自己身强体壮，连个伺候人的地方都没有。
必然引起气愤，于是想来想去，最硬的对儿，还不是官员，而是皇帝，因而有此举。至于做梦，签语因素，致使有侥幸成功的想法，也是可能的，因为在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里曾载陈德被审讯时曾“默无一言”，后“但云：若事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也。”
关于此案件的性质，就这一事实来看，是孤立的没有什么人主使。虽《清外史》载：
“成得(陈德)本林清党。”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也持此说。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同志据档案资料作有详细考证(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证明陈德并不是林清党。但此事与当时的社会情况联系起来观察，又不是偶然的。
自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由于人口的猛增，灾荒的深重，宫廷及层层官吏的盘剥，劳苦人民生活日趋下降，各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这些农民起义很多是以宗教迷信形式发动起来的，这样不能不对穷极无路的陈德有所影响。
他对自己作梦的解释，“知府堂是个黄堂”“程乡茧蟒袍是个黄龙袍，我将来必有朝廷福分”；当天“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由我，可得好处”“要因祸得福”等想法中，也可以看出模模糊糊的有想取代嘉庆皇帝的造反意识，不过他没有和当时的农民运动取得组织上的联系，采取了盲目行动。因此他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苦难深重的城市贫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矛盾激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陈德经过四五天的折磨，于二十四日又受御前大臣绵恩、拉旺多尔济及九卿科道等共同审讯，最后于当日奉旨即将陈德凌迟处死。其子禄儿、对儿按当时律例均未及岁。只牢固监禁，俟成丁时再行发往伊犁等处安插。但会审者则拟“即照年已及岁一并骈斩”有律例也可以不遵守。最后皇帝决定“其子禄儿、对儿究系童稚，均著即处绞。”亦于当日一并执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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