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被打破，商业得到发展
由于战乱频繁发生，无形中给旧有的门阀士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开始走向衰落，而这却也给来自社会底层的一些人带来了机会，他们因军功地位得到迅速上升，新进官僚阶层的崛起，有些人甚至成为最高统治者；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逐渐松弛，社会地位也有了提高，商人和市民阶层也迅速崛起。
一、农民阶层的新特点
关于唐宋时期农民的身份地位的变化，学术界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笔者在此仅就五代十国时期农民阶层的所体现的新特点及其在文化上的影响加以探讨。
唐代后期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五代十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基本沿袭唐代后期以来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各政权对于农业发展以及土地制度的规定给予了一定的自由度，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逐渐松弛，农民的身份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
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之间征伐频繁，要想在战争中生存乃至壮大，离不开强大的实力，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人口是提升自身的实力的根本办法。因此，各国统治者都采取措施积极发展农业。故而招抚流亡、鼓励垦荒的诏令频繁见诸史书。
后晋就曾多次颁布诏令鼓励百姓开垦土地，《旧五代史晋高祖纪》载：“邓、唐、随、郢诸州，多有旷土，宜令人户取便开耕，与免五年差税。”这一时期，南方诸国统治者更是频下诏令鼓励垦荒种田。这些政策极大调动了农民开垦土地的积极性，扩大了耕地面，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
经过唐末战火的摧残，大量人口死亡或流落异乡，官府掌握了不少无主荒地，因此各国基本都沿袭前代设置营田务、募民承佃的屯田模式，所不同的是租佃对象和租额数量的不相同。至后周时期，废除了营田之制，将其管内土地及其土的桑树、田舍等无偿分配给农民，给予农民土地的所有权，以充永业气这一政；策收效显著，它改变了唐末以来土地兼并不断加剧的趋势，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拥有土地，成为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这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当年，户部登记的户口就增加了三万余户，而且由于农民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木，获地利数倍”，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因战乱或自然灾害离家逃亡，造成“逃户田”大量出现的现象，五代诸朝还鼓励逃户返业，若超过五年仍不归者，则土地归承佃农民所有。除了营田、逃户田外，五代国家还掌握了大量的官庄土地，一般由户部所设的庄宅务所管理，采取向农民出租土地的方式经营，悃户按比例向官府交纳地租。
可见，除了自耕农外，五代时期土地的经营方式主要是租佃制，农民对国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减轻，有了一定的自由，国家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也有所减轻。
唐五代时期，土地兼并日益加剧。五代时，许多大臣以请射田地的方式占据大量荒闲土地，产生了许多占田上万亩，甚至几十万亩的大官僚地主。土地兼并更为常见的方式是土地买卖，出现了“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的现象，土地加速私有化。
延州节度使刘景岩从事熊皦就曾建议：“邠、泾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于是刘景岩开始大量购买土地，仅一年多“其获甚多”。
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实行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进一步加快了土地流动的速度，出现了一批中小地主，他们只占有诸如土地一类的财富，而没有任何封建特权，只能通过土地租佃手段进行财富的积累，但他们日渐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在社会上具有极大的号召性和示范性……
广泛参与到了土地的垦殖、水利的兴修，以及乡村借贷和灾荒救济等事务中，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与利益，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这标志着在乡村社会的一个新兴富民阶层的出现。
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经济发展是文化进步的基础。这一富民阶层在唐宋之际的崛起，为文化的发展与普及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五代十国时期是民间私学迅速发展并走向兴盛的时代。富民阶层的兴起，扩大了乡村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是私学的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又为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扩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些平民阶层通过科举进入官僚系统，从而提高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
与此同时，这一阶层对教育的影响体现在其对教育内容的平民化需求上，乡村基层私学的发展，使得乡村社会能够在思想上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这无疑对其后宋代文化的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商人阶层的壮大
与唐朝时期相比，五代十国时期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商人阶层日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社会地位也有了提高，商人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代前期社会仍分为士、农、工、商等不同的阶层，各阶层之间有严格的身份限制，所谓“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工商阶层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在法律上受到明显的歧视。因而商人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安史之乱爆发后，迫于严重的财政窘迫的压力，为了换取商人对朝廷在财力上的的支持，唐王朝不得不放松了商人的入仕途径。
《北梦琐言》记载：唐朝宰相毕誡本为“鹾贾之子”，但其“词学器度，冠于侪流”，最终也得以参加科举考试，并进士及第；同书还记载：唐末，顾云亦为“鹾商之子”，但他“风韵详整”受到宰相令狐絢的赏识，得以成为国子博士，“丰韵谈谐，莫辨其寒素之士’’。由此可见，二人虽然皆出身商贾之家，也能应举为官。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统治阶层皆不避言利，这也许与他们大都出身于社会下层，重视商业经济利益有关，也与他们可以通过掌握的特权牟取暴利密切相关。史书中这类记载非常多，比如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许多官员也热衷此道，赵在礼共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巨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这种情况在当时普遍存在，且不局限于中原地区。
吴润州团练使徐知谔曾“作列肆于牙域西，躬自贸易。”以至于宋人李焘曾评论说：“五代藩镇多遣亲吏往诸道回图贩易，所过皆免其算”，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内部以及区域间发达的商业贸易也促使重商观念日趋深入人心，特别是南北方之间的茶叶贸易异常繁荣。由于吴、南唐禁止他国商人过境北上，因此诸国贩茶北上或由海路于登、莱二州进入中原，或经陆路自江陵北上，荆南也正是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得以从中抽取巨额茶税。
开平二年，楚王马殷向后梁奏请“于汴、荆、襄、唐、郭、复诸州置回图务，运茶河之南北，以易缯纩、战马，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梁太祖下诏准其请。五代十国时期，海外贸易也十分繁荣，其中泉州港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步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商人阶层不断壮大，逐步在政治活动中暂露头脚。譬如，闽主王延羲嗣位后，“遣商人间道奉表称藩于晋”，马楚统治时期，朝堂之上曾出现“富商大贾，布在列位”的景象。这些表明：五代十国时期，商人阶层日渐壮大，社会地位有了大幅度提高，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三、市民阶层的作用
五代十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居住于其中的商贩、手工业者、僧侣道士、平民、艺人、各类服务业人员等数量激增，构成了所谓的市民阶层。在唐代，城市官营手工业作坊服役的主要有长番匠、短番匠和雇匠，前两者都是强制到官营手工业作坊中服役的，人身自由受到较大的限制。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官营手工业的工匠基本上都采用和雇或纳资代役的方式，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这也是我们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手工业工匠归入市民阶层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手工业领域雇佣制有了较大的发展，也是市民阶层兴起的重要原因。
当时，除了汴梁、扬州、金陵、杭州、福州、广州、长沙、成都、江陵等都城外，其他如洪州、岳州、楚州、苏州、越州、宣州、梓州、通州、阆州、幽州等也是各自区域内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城市。由此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内部都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的等级层次分明的区域城市网络。五代十国时期，城市的大量兴起，城市规模的扩大，无疑促使了市民阶层更快地壮大，为其生存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城市已打破了唐代严格的坊市制度，城市居民可自建房屋，其开户面可对街道，街巷成为开放的公共空间，有了更大的空间自由。
官府对民间自发形成的草市乃至于镇的认可，促使它们向城市的转变，也有利于城市人口的增加。
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贵族、官僚、文士以及富商大贾等消费阶层，故服务业发展较快，城市中酒肆、旅店、裁衣肆、药肆等娱乐服务业不断增长，进一步壮大了市民阶层。市民阶层的出现，标志着五代十国时期城市由隋唐时期的贵族聚集区向平民化转变，对于宋以后城市食俗文化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
总结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阶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士族的衰落，平民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兴起，对于宋以后文化的平民化和世俗化都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经济是文化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文化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其根源在于经济的发展。唐末五代之际，北方地区长期的战乱，使经济发展呈现出周期性破坏与缓慢发展交替的情况，而南方地区则在局部统一后发展相对迅速。这就导致文化发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