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背后的唐朝社会心理：用民谣俗语骂人，唐朝人真的很在行
古代人没有互联网，老百姓无法像我们现在一样，随时上网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但古人有自己的方法，他们会编些民谣和俗语传唱，以表达对统治者的意见。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员，对于市井中所传唱的民谣都很在意，因为这是对社会舆论百姓心声的一种反应。
绝大部分统治者都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引以为傲的大唐，民谣俗语同样也非常丰富。这些民谣俗语不仅反映了唐人的社会情绪，也反映了唐人勇于批评的品质。当然，唐人用民谣俗语骂人，那可真的是很在行了。
对于社会生活动荡的反应
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从唐初的蒸蒸日上到唐末的萎靡孱弱，都能在民谣俗语中体现。它就像是一种社会政局的晴雨表，只要有轻微的社会动荡，百姓的心理情绪都会通过民谣俗语反映出来。
譬如在唐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沧州刺史薛大鼎注农重商，开渠浚治。当地商贾通行、屯田实仓，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于是就有民谣传唱：
"新沟通，舟楫利。属沧海，鱼盐至。昔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这种对官员的赞美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是比较普遍的。老百姓生活富足，编撰民谣传唱以抒发心情，是对官员乃至君王最大的认可。
相反，如果百姓生活遇到困难，人们也会编撰民谣俗语传唱。
"山南鸟雀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
山南，指的是唐朝，山北指的是胡人，这句话的反应的是当时南迁的突厥重新发起反唐的叛乱，他们日益壮大，造成当时内地"百姓不得斫桑养蚕，种禾刈谷"的生活动荡。
元和10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谋反，唐宪宗委任武元衡对淮西蔡州进行清剿。这引起与淮西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割据势力的恐惧。结果，武元衡在六月三日被刺客杀害。
当时长安就有流言："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
打麦指的是收割麦子的时候，麦打指的是伏击，三三三是指六月三日。有人说这是地方割据势力故意散播流言恐吓朝中的官吏。但它确实造成了京师官员的恐慌，加剧了当时社会的动荡。
当外族入侵，军阀割据威胁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时。百姓心中就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惶惶不安的危机感。他们会编撰一些预示危机的民谣俗语，用言简意赅的内容警示世人，这是百姓用民谣俗语表达对社会动荡的担忧。
当然，老百姓关心的也并仅仅只有这些，对统治阶层的批评和诉求，也都是通过民谣传唱达成。
对朝廷制度的反应
随着唐朝的统治，社会弊端也开始暴露。皇室的残杀、奸佞专权和酷吏作恶，都会让人们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
唐高宗调露年间，他几次想要封禅中岳，但因为突厥的反叛、吐蕃的入侵，迫使他两次都未能如愿。永淳元年，他又一次想封禅嵩山。当时民间为表达不满就流传着童谣：
"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
这说明，民间对屡次征战已经产生了厌烦心理。年年的战争对百姓的生活已经造成了极大困难，而封禅更是劳民伤财，百姓自然会有怨声。
武则天任用酷吏专政，李嵩、李全文、王旭三个人在京师被称为""。京城里就有"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的说法。
她为了笼络人心，滥封官爵，导致太府在朝会的时候，用作朝服的貂皮都不够用。民谣就唱："貂不足，狗尾续。"
武则天后期，又有民谣唱："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指的就是张易之兄弟，李公醉所指的就是李唐即将复兴。这其中映射的是人们希望政局稳定，祈求安宁的愿望。
在面对朝政的弊端，百姓们为了抗争，会通过民谣俗语抨击时事。从而形成一种舆论风向，并且迅速向社会各个阶层扩散。这些流言曾给武则天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没有哪个正常的皇帝愿意背负着百姓的骂名流传千古。
唐朝民谣俗语的主要特点
如果说民谣俗语是体现唐人社会心理的，情绪喜恶的感性产物。那么，民谣俗语中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个时代的个性、气质和理想的凝结。
唐朝民谣俗语最突出的特点，是敢于直面对社会时事、制度弊端和无能的官员进行嘲讽和挖苦。有的民谣俗语甚至直指当权者本人，给他们起外号，评论他们的品行。
冀州枣强县尉张怀庆因为"好偷名士文章"，于是就产生一句谚语"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人们借此讽刺他喜欢盗用王昌龄和郭正一的诗词。
崔湜为了巴结韦后和太平公主，时常献媚。在他做了宰相以后，有一次他的妻子和女儿一同进宫，人们就说她"托庸人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
泽州都督王熊因为断案不如前任尹正义公正，时常闹出些笑话。百姓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王癞癞"。
"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癞。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不得不说，老百姓用民谣俗语骂起人来真是大快人心。因为押韵顺口，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纵然当事人再恼怒，又无可奈何。
除了编民谣骂不作为的庸官，他们还给人起外号，这种风气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武则天时期的李昭德被叫做"中霜谷束"，张元一被叫做"逆流虾蟆"，苏征被叫作"失孔老鼠"等等。任谁被起了这些绰号，都要气得七窍生烟。
由于这种给人起外号影响实在太不好了，就等同于人生攻击，所以后来皇帝下令要杜绝这种风气。直到朝廷以"谤国罪，败国风"的罪名处分了一批编造者和流传者，人们才不敢随便再给人起外号了。
虽然给人起外号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推崇，但也恰恰反映了唐人嫉恶如仇，对社会现状弊端的敢于批评嘲讽的勇气。
民谣俗语的双重作用
唐朝的民谣经常借助官场上荒唐可笑的奇闻趣事打笑，这些讽刺性的民谣常常对统治阶层造成了无形的压力。
唐懿宗曾颁布"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于是左右着社会舆论风向的文人学士们在科举考试时，就借身材魁梧的宰相郑昌图指桑骂槐的讽刺皇帝昏庸。
"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秋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连皇帝都敢讽刺，你说唐朝这些文人胆子大不大？只要是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没有什么是不敢编出来的唱的。
景龙年间，安乐公主在洛州道光坊建造安乐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童谣唱："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悬。"
洛阳令杨德干仗杀恶徒立威，人们为了警示不要犯恶落在杨德干手里就唱："宁食三斗碳、不逢杨德干。"
但民谣俗语也并不都起到积极作用，也常常被用作官场政治斗争的工具。
武则天想要除掉要挟自己下台的顾命大臣裴炎，故意借骆宾王为徐敬业起兵编选的童颜："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说裴炎谋反，将他处死。
可见，民谣俗语也可以起到恶语中伤的破坏作用。
民谣俗语中也经常蕴含着愚昧、颓萎、动摇性。人们容易以偏概全，盲从轻信，甚至造谣惑众。面对这些流言，百姓一般很难分辨它的真实性。常常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反而促使捕风捉影的谣言快速传播。
所以，纵观历史，皇帝对坊间流传的民谣俗语都非常重视。一旦有以讹传讹的苗头，必定要派人去彻查。但像唐朝的文人和百姓这么直言不讳的，还是比较罕见的。
结语
唐代的民谣俗语，是唐人在社会生活波澜起伏下，作为表达当时情绪而产生的。在俚俗粗鲁的文化背景下，它反映了整个唐人心理变化活动。它是人们结合生活环境，所表现出的社会舆论和思潮，同时也折射出了唐朝历史的演变轨迹。它体现了唐人群体特有的意识形态、习俗观念和性格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