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三镇：三座独立军镇，为何主导了唐王朝的兴衰？
藩镇割据的现象以及河朔三镇的形成节度使的出现造成了大唐王朝深刻的社会矛盾，它的出现削弱了唐朝的中央集权，这对于封建王朝对皇权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更重要的是，节度使的出现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也导致了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安禄山因为深受唐玄宗的喜爱，所以称为三边节度使，拥兵自重，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而安史之乱是直接促进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安史之乱发生的时候，力量并不是很强大，但是玄宗的轻敌，指挥的失误使得唐玄宗逃往了四川，而唐肃宗趁机在灵武即位，但是肃宗第一件事想做的事并非要先平定叛乱，而是先坐稳自己的位置，他没有听自己的谋士李泌的建议，而这一战乱的平定则是因为安史之乱的内讧，而唐朝军队在进击史朝义的余党时，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政策，凡是投降者就有官职，所以那些叛军才变成了唐朝的节度使，而河朔三镇就是在此时创立的。
而这三镇稳居河北地区，战力又最为彪悍。
“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
张志忠原为安禄山的将领，成为节度使，赐名李宝臣，德镇由此而立；公元763年，田承嗣也被立为节度使，魏博镇成立；又有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幽州镇也成立。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是大唐王朝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繁华，内忧外患严重，中央早已无力接管河朔三镇，这三镇趁中央无力接管之际，拼命争夺地盘，扩充兵力，以寻时机和中央抗衡，而中央一旦发觉了他们这个地方，他们就绝对没有机会再维护自己利益了。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均采取了措施，成立了藩镇中的中坚力量——牙兵。并且趁机扩充自己的地盘，河朔三镇的格局也在这个时候定型。
河朔三镇发展阶段
到了德宗和宪宗时期，逐渐从这场暴乱当中恢复，而河朔三镇得寸进尺。
“以期土地传之子孙。”
基于这个共同的目标，他们暂时放弃了争夺地盘的斗争，将战线统一转向了中央政府，联合抗唐。虽然河朔三镇嚣张跋扈，但是三镇节度使的认命仍旧需要朝廷的允许，要是没有朝廷的允许而名不正言不顺，那他们的后代，没有朝廷的认命也是无法得到认可的，而朝廷在安史之乱中逐渐恢复，所以自德宗开始，就有了削藩的念头，那德宗致力于削藩，那河朔三镇中想要子孙世袭的愿望也就落空，所以三镇开始联合抗唐，他们明白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要联合起来，逼迫皇帝接受他们的要求，所以开始起兵，随着声势浩大，几场胜仗下来，他们意图称王，将大唐王朝分裂，而德宗迫于压力，不得不妥协。
“德宗自经优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旎械,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
到了唐宪宗时期，坚定了削藩的决心，对于嚣张跋扈的淄青镇和淮西的平定，对于西川，镇海叛乱的平定，使得三镇惶恐不已，与其被官兵剿杀，还不如暂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先归附朝廷，这样朝廷也暂时不会将他们削藩，并且还能称霸一方。此外，他们的内部也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危机，那就是他们起初建立的牙兵发展壮大，节度使和牙兵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使得牙兵不再以他们马首是瞻，而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他们也不得不依附朝廷，而这个阶段他们的主要矛盾不是和朝廷的矛盾，而是他们之间的内讧。
节帅的敌人不再是朝廷，而是他们起初拥立的牙兵，他们创立牙兵的目的是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能够听自己的指挥，并且需要的时候足以和朝廷抗衡，而到了后期，牙兵的势力不断膨胀，从穆宗元年一直到黄巢起义，朝廷逐渐放弃了对三镇的控制，这样二者矛盾相对缓和，但是牙兵和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却加重，因为牙兵是世袭，“其凶决者,强买豪夺,瀚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可是节度使归附朝廷之后，不利于自己利益的发展，所以他们支持的是藩镇拥兵自立，起兵割据，导致了河朔再叛，，虽然朝廷起兵征讨，但是”屯守蹄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朝廷对河朔三镇完全听之任之，一直到唐亡“不能复取”。
唐末农民起义，唐王朝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各藩镇之间也开始了兼并战争，不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的局面，这个时候李克用和朱全忠成为藩镇中的强者，而河朔三镇也成为二者争夺的肥肉，面对强者，河朔三者也随之依附二人，他们割据的历史也随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河朔三镇对于唐王朝的影响河朔三镇一开始就敢叫板中央，并且在此期间多次发生叛乱，最后朝廷也只能听之任之，这到底是为什么？河朔三镇经历了近百年，对唐王朝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中国，对政治影响最大的地方无异在边境地区，也就是在中国的北部，那北部有三地，一是河北地区，二是陇西地区，三是并州，三个地方都是和北方游牧民族接壤，民风彪悍，当政局趋于稳定的时候，王朝会将维护统治的重点放在这些地区，而当王朝趋向衰落的时候，这些地方也成为威胁统治最严重的地区，而河北地区，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河北地区，唐王朝由大唐盛世而逐渐衰颓，在王朝衰弱之际，在游牧民族地区设立节度使，是大忌。
河朔三镇的地理位置位于北方地区，和游牧民族契丹地区接壤，民风比较彪悍，加上节度使在成立之初，趁朝廷还在养精蓄锐无暇顾及之时争夺地盘，扩充兵力，所以在后来藩镇几次叛乱中让本来就伤痕累累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所以唐朝末年的衰颓与河朔的几次叛乱有很大的关系。最后朝廷也只能为了方便，也为了防止叛乱而听之任之了。
而河朔三镇的崛起，统治者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方式安置叛军将领，三镇的税收也是完全独立于中央财政政策之外的，加上三镇的领导者比较重视生产，依靠华北平原巨大的地理优势和农业优势，河朔三镇在财政收入方面是占领先地位的，所以华北平原的经济就完全被隔离。
“安史之乱后,江淮八道少经战乱,地方组织也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又有大运河直通长安和洛阳,因此,朝廷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远比其他地区强”，所以唐朝朝廷的农业几乎是完全依赖江淮地区，大部分农作物的供给也全靠江淮地区供给，财政收入税收也是如此，所以河朔三镇的财政收入独立于中央地区，而此地恰好出于华北平原，是一个农业核心地带，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淮地区，大大缩水。而一旦发生叛乱，尤其是唐末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江淮地区的农业生产线被阻隔，洛阳一带被攻占，而华北平原还在河朔三镇手里，这也是对唐王朝致命打击。
河朔三镇对唐王朝的走势影响巨大，无论是地理位置，农业优势还是其他方面皆有染指，这些军镇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财政收入、军队皆独立于朝廷之外，并且他们为了诸多方面多次发生叛乱，这对唐王朝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