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周礼、助平周乱，齐国为维护霸业，具体实施了怎样的措施？
春秋时期五霸迭兴，皆以尊王为旗纲，这就说明了王室虽然衰微，但王权仍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象征意义，而尊王就成为了称霸的最有力口号。
尊王政策也是齐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内容，这其中包含了诸多的方面，其中最为直接也最为紧要的就是与周室联姻，搭建与周王室的关系纽带，为下一步的尊王外交做好铺垫。
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冬，齐侯来逆共姬”。齐桓公亲迎王姬于鲁，为何在鲁？高士奇在《左传纪事本末》中解释为：鲁主王姬之嫁旧也，故桓公至娶王姬，亦逆于鲁，盖鲁为王室懿亲也。齐桓公即位不久，就立刻着手与周室的联姻，体现了桓公对周礼的维护和尊重，更是借周王室的特殊地位来提高齐国在诸侯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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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在西周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缘由西周时周礼不仅是维系政治纲常的基础，更是周王进行国家统治的最有利工具，在本质上周礼与周王是一体的。春秋之后虽然礼坏乐崩，周礼逐渐不被重视，但周礼与周王的关系依然是不可分割的，维护周礼也就是在维护周王的权威。齐桓公深谙于此。
欲先尊王必要维护周礼，并在外交活动中积极实践这一政策，以期达到尊王的目的。在稳定了与周王室的关系后，齐桓公便以天子之名，率诸侯之师平定宋乱，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去年齐会宋、陈、蔡、邾于北杏，谋划平定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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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兹又领陈、曹之师讨伐宋国，并且齐桓公亲自向周天子请师。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解释道：“齐欲崇天子，故请师，假王命以示大顺。”此次齐桓公请师于周，也是实现了一举双得的效果，一方面按周礼，诸侯会师理应天子统帅，桓公请师而周王派单伯会师，也是在名义上维护了周天子的权威。
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桓公以假借尊王之名，而欲行奉天子以令诸侯之实。最终齐国的目的到达了，宋国迫于压力，顺服于齐国。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等诸侯，以“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之特权，讨伐楚国不复昭王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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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伐过程之，许穆公卒于师，桓公按周礼加等以侯礼葬之。许本为男爵，而以侯礼葬之。按照一般的礼仪来评判这显然是违礼的行为。但是如若按照“凡诸侯死王事，加二等”的周礼规定，是完全符合周礼的。王事在此指的是征伐之事。诸侯为周王伐楚，许男死于征伐过程，是谓王事也，故加二等爵位以礼丧葬。
《孟子·万章下》记载：“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字、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许以男爵而得侯礼，是为加二等也。以衮衣敛之，衮衣，按礼制，是公、侯所用丧葬礼服，因许有侯礼加等，亦可以用衮衣敛尸。”齐桓公按照周礼的规定，以加二等之侯礼的礼仪来进行许穆公的葬礼，这无疑是桓公遵循周礼、尊周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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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时期是齐国霸业的鼎盛时期，桓公之后，诸子争位而乱，齐国霸业极盛转衰，但并不意味着霸业的衰亡，孝公即位后，齐国局势逐渐稳定，仍存有霸权之余威；一个霸权的终结的标志着另一个霸权的兴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一战而霸，文之教也”。一战指的是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文是指晋文公。
晋文公的称霸，也就意味着齐国霸业的终结。所以将公元前681年，至公元前633年这一时间段，来规定齐国霸业时期的时间跨度。话说回来随着齐国霸业的兴盛，和尊王政策的推行，齐桓公的春秋霸主地位得到了周王的承认和肯定，周惠王赐齐侯命，“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庄公二十七年》），即命齐桓公为侯伯为诸侯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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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论是对齐桓公亦或是周王，都是一种双赢的局面：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得到王室正统的肯定，对霸业的稳固有巨大的帮助；桓公一直奉行尊王的政策，日渐衰微的周室依靠强大的齐国，来维持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讨伐不礼不敬之国，及平定周室内部不断发生的内乱。先是子颓之乱。
周惠王新立之时，子颓趁机祸乱，而卫国曾出兵助子颓攻打成周并立之，卫国此举是对周王权威的挑战。故周王为维护王室的权威，请齐国之师讨伐卫国。鲁庄公二十八年（前666年），齐桓公以周天子名义兴兵讨伐卫国，“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齐师大败卫师，又以周天子的名义责难卫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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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齐桓公尊王政策第一次实质性进展，通过讨伐卫国震慑了祸乱王室的外部势力，保证了周王室的稳定。其次是子带之乱，子带给周王室带了持续的内乱。王子带为周惠王之子、襄王之弟，因受惠后宠爱而生谋逆之心。周惠王欲废除太子郑而立子带。齐桓公会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国君于首止。
并与太子郑会盟，确定了太子合法正统的继承地位。鲁僖公七年（公元前653年），及惠王崩，太子郑即位为新王即周襄王。襄王忌惮子带会趁机发动叛乱夺取王位，于是秘不发丧，紧急向齐国告难求救。齐国一贯推行尊王的政策，谋定王室内乱就成为齐桓公，责无旁贷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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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齐桓公会周襄王及鲁、宋、卫、许、曹、陈在洮结盟，以诸侯之力拥立周襄王顺利即位，暂时稳定了周王室的秩序。子带见襄王已立，深知自己已没有机会，只能采取武力夺取的方式，但当时春秋社会俨然已形成，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体系。
在齐国尊王政策的领导下，中原诸侯定不会与子带为伍，子带只能选择中原之外的戎狄作为自己的依靠，竟伙同戎狄攻伐成周，鲁僖公十一年（公元前649年），“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王子带带领着扬、拒、泉、皋、伊、洛之戎等这些戎族一起讨伐京师，攻入王城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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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记载更为具体：“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子带联合戎狄谋伐襄王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其而代之。作为春秋霸主的齐国一向遵循尊王的政策，断然不会纵容子带扰乱周室秩序。鲁僖公十二年（前648年）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齐桓公派管仲前往成周为王室平定戎难，平息了因子带之乱而引发的祸乱。
稳定周王室的统治秩序。事毕襄王飨宴管仲，《左传·僖公十二年》详细记载：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君。齐国为次国，国氏、高氏为为天子所命，在齐国世为上卿，管仲为齐桓公所命，是为下卿。若周王现以上卿之礼待管仲，如国、高二上卿来朝，王将何以礼之焉？这明显是违背周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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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作为齐国的国相，在齐国维礼尊王的大背景下，坚决拒绝周王的上卿之礼而受下卿之礼，是欲通过规范礼制来稳定周王室的秩序。次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此时齐桓公以春秋霸主的身份，心系周室的安危，故派遣仲孙湫来聘周。戎狄自子带之乱以来，常年来伐京师，致使其常为王室难。
齐桓公作为春秋霸主一贯秉持尊王攘夷的政策，会盟诸侯以谋定王室安危，征召鲁、宋、陈、卫、郑、许、曹等诸侯戍守成周以备戎难。先是公元前647年齐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于咸地，以商讨保卫周室。同年秋因戎又侵伐京师之故，桓公派诸侯联军来戍卫成周以备御诸戎，并派仲孙湫前往致送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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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戎又来惊扰京师，给王室造成祸乱，周王以此向齐国告难，齐桓公再次征召诸侯之师来周戍守，《史记·齐太公世家》亦有记载：“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
齐国与周室的联姻，这其中有很深刻的隐含意义：一方面从迎亲的仪式上来看，桓公娶王姬而亲迎于鲁，婚姻的流程依然按照周礼的规定来进行，这体现了桓公对周礼的维护和尊重，更是对周王的礼敬和尊崇。
另一方面联姻后周室与齐国结姻亲之好，齐国便搭建了与王室的直接联系，齐国便可以以此为纽带深耕与周室的关系。并进一步借周王室的特殊地位来提高齐国在诸侯的影响力，这为其尊王政策的深入开展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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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齐国始终贯彻执行，其尊王的外交政策，维护周礼以尊周室，助平周乱以稳王制，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维护了礼制的秩序，稳定了周王室的安危，这些都为齐国赢得了王室的肯定和诸侯的心悦臣服，更为齐国霸业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