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停”的洋海关赫德，勤勉工作为大清“续血保命”
赫德祭出的三板斧分别是海关系统管理岗位大换血，全部由外籍专业人员担任，实行垂直领导，直接听命于他；海关内部引入独立的监察体系，严惩贪腐；海关系统逢进必考、高薪养廉，中级职位年薪最多可达9千两白银。
这三板斧下来，赫德创建了晚清最廉洁、高效的海关部门，到1908年赫德实际离职时，关税已经达到3020万两！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的比重也从9%迅速提高到了24.35%。这样的业绩，甚至高于同时期诸多列强海关的增幅。
恭亲王奕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有100个赫德，大清的事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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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图片刊载于1891年9月19日的《伦敦新闻画报》。赫德在担任总税务司后，不仅打造中国近代海关，更精心将中国海关打造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而赫德本人就是王国中的独裁者。
执掌清朝海关近半个世纪的“洋海关”赫德，是一个工作狂。
从1854年，赫德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中国，苦心钻研汉语，争取早日出人头地。随后几年，先是到宁波出任英国领事馆助理翻译，后又任职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最后辞去领事馆公职，出任粤海关副税务司，为清政府“打工”，当时，年仅24岁。
此后，赫德的命运就像是开了挂一样，1861年，清朝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首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副手；在副手岗位上干了3年之后，又被清廷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当时他只有28岁，可谓是踌躇满志。
作为这个廉洁、高效部门的首脑，赫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人用“三不停”形容他勤奋而繁忙的工作状态。
脑不停：每天都在考虑海关的发展，酝酿新的举措，改革旧的制度。
手不停：赫德不用秘书，自己亲自撰写公文、安排工作，从最初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副手，到执掌大清海关，从1861年到1908年之间，四千多篇通令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自撰写。
赫德还喜欢写日记，没有特殊情况几乎天天写，他和总税务司伦敦办事处往来的书信和电文据统计有千万字；撰写公文、来往书信、书写日记，这些都是赫德亲力亲为。
腿不停：为了收好税、多收税，赫德还须向“上级单位”清朝总理衙门汇报沟通，还马不停蹄的到“基层单位”各通商口岸视察工作，可谓是殚精竭虑。
为了调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和“常胜军”指挥官戈登的矛盾，他坐船加步行花了4天时间，历尽艰险从上海到苏州，进行斡旋。
甚至为了提高效率，在海关总税务司署，他都是站着办公，赫德只有在1866年回国结婚，和1878年省亲两次请假记录。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前后工作54年，只请了两次假，仅仅是为了结婚和省亲。
这种工作态度，恐怕放在今天，也无人能及，堪称是“打工模范”。如果你是老板，恐怕也没什么话可以说。清政府放心把海关的钱袋子交给赫德几十年，绝不是偶然的。
赫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清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公务人员都必须围绕清国的利益开展工作”。
不管这是赫德的真心话还是表白，能有这样的流露，在激烈动荡的晚清时代，在形形色色的外国来华者中间，确实是凤毛麟角。
如果一个官员仅仅是一个劳动模范，在业务能力方面没有突出的业绩，赫德是不可能久居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宝座半个世纪的。要知道，在近代，这个炙手可热的职位是被西方列强时刻觊觎着的，如果是泛泛之辈，面对虎狼一样的各国公使，早就被拉下马来了。
1861年赫德进入海关时，大清海关税收仅有490余万两，4年后的1865年就涨到830万两，1875年又增加到1200万两……到1908年赫德实际离职时，已经达到3020万两！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的比重，从9%迅速提高到了24.35%。这样的业绩，甚至高于同时期的诸多列强海关的增幅。
在风雨如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睁眼看世界，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中的许多“重点项目”，如京师同文馆、神机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学使团、驻外使馆，以及1875年以后的新海军计划的一部分或全部经费基本都来自海关关税。
可以说，正是赫德这个财神爷的出现，改革海关体制，成效卓著，及时为大清找到了一个稳定可靠的钱袋子，为大清加了血、续了命。这套高效的海关管理体制，以后被民国政府全盘继承，一直运行到1949年。
▲大龙邮票是中国邮票史上的开山鼻祖，是清政府海关试办邮政首次发行的第一套邮票，主图是清皇室的象征——蟠龙。
▲中国邮政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的问世，就是在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创办筹划的。
如此突出的业绩，其实也从侧面印证出赫德这个工作狂近乎搏命的付出。
从1863年任职海关总税务司，到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赫德独掌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权柄近半个世纪之久（48年）。期间的1865年8月，清政府正式决定将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由上海移至北京，不久，赫德即接到常驻北京的通知。
从此，赫德除了因公务到各通商口岸视察，或极少的休假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与清政府打交道自然更加方便了。大清帝国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对赫德表达了高度的信任，“我们只认得您本人，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么，赫德打算怎么办呢？他公开宣布：“本总税务司之所期待者：为中国政府恪尽职守，为关员谋求稳定满意之职位与优厚之薪给。”
话是这样说的，这里的第一句话中的“为中国政府”是不是言不由衷，实在无从可考。不过，无论如何，赫德毕竟明确表示“海关税务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机构”，所有的成员，包括总税务司本人在内，都是“中国政府的仆人”。
现实情况是，赫德确实给清政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海关税收，给处于风云飘摇、内忧外患中的清朝以喘息之机。
赫德在私人密信中说，“如果谁不理解我们的这种地位，或是没有执行我的解释性指示的精神，我就撤销他的职务……”在晚清的政坛上，外国来华者扮演了一个个不同的角色。有外交官、军人、商人、传教士，也有众多的冒险家、失意政客，不同的人物和使命，绘就了晚清时代来华者的人物写真。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赫德毕竟比同时代以“洋大人”自居的那些人要高明许多——比如在1859年当上第一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就毫不掩饰西方帝国优越感，他曾经对中国第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说，中国人要当总税务司“绝无此希望”。在担任首任总税务司之后，李泰国还不满足，想要染指大清的海军建设，组建自己的“联合舰队”，这就属于得陇望蜀、直接打脸了。
在表面上，给清政府留下“体面”的同时，赫德又毫不犹豫地将海关的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本来就是赫德自己草拟的《海关衙门章程》已经明文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做主”。而且他还毫不含糊地宣称，总税务司“是唯一有权雇用或解雇、升级或降级或迁调口岸的人”。
赫德牢牢地把海关的人事权和财权抓在手中，本来，按照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规定，外籍税务司只是帮办税务，是海关监督的从属人员。在名义上，中国的海关监督才是中国海关的最高行政官。
但是，赫德根本不把这个条约放在眼里，或许从中可见他对于清政府的真实态度，他竟然亲下公文强调：“税务司是海关监督的同僚，而不是属员。”
这样一来，外籍税务司一反海关监督从属人员的地位，在各个通商口岸海关越来越喧宾夺主，反观海关监督则越来越形同虚设，完全被架空。
曾任北方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1867年时就有感而发：“及赫德当总税务司……各口税务司之权日重，洋商但知有税务司，而不知有监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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